央媒头条 品名篇佳作，观世间百态，享人文情怀
文/计毅彪 总编辑/方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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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于那段特殊的岁月，欢乐与悲愁总是交织缠绕，而苦难，终究成了我童年与少年时光最深刻的底色。饥馑常年相伴，寒意入骨难消，生活的窘迫，远超孩童所能想象的边界。我曾在泥泞田埂间挑秧撒肥，任凭双腿皲裂结痂，反复磨出新伤旧痕；曾在尘雾弥漫的作坊里粉糠碾米，熬过一个又一个困顿长夜；曾在南盘江畔挑土筑坝，直面洪水滔天的凶险与惶恐。那些年，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是生活常态，茅草铺地为席、井水舀起为饮，便是最寻常的度日光景。
这一幕幕刻入骨髓的艰辛，是岁月无情的磨砺，更是生命珍贵的淬炼。它教会我颗粒归仓的珍惜，让我体味血脉相连的温情，更铸就了我身处逆境，依旧不屈不挠的风骨。正是这些根植于黄土、浸透于烟火的苦难过往，砥砺了我的意志，磨练了我的品格，沉淀了我的心性，让我在往后漫长的人生风雨里，始终心怀家国，站稳脚跟，有所担当，也真切印证了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的千古箴言。
谨以这些朴素的文字，致敬那段满是苦难却始终不屈的岁月，铭记风雨飘摇里，人与人之间相扶相守的温情与力量。
一、饥饿
在渐行渐远的旧时光里，欢乐与痛苦总是相伴相生，难分彼此。而饥饿，是深深扎进肠胃、刻进记忆深处的痛楚与辛酸。即便步入知天命之年，每每观看电影《一九四二》，或是品读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活着》这些经典著作，依旧会喉咙发酸，泪眼朦胧。我亲身走过的岁月，虽不及书中笔下那般颠沛流离、惨烈动荡，可那份对果腹的极致渴望，对生存的本能坚韧，却感同身受，久久难以平复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常常劝诫后辈，多读一些这样的作品，不单单是为了追忆过往的苦难，更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安稳——明白康乐生活来之不易，遭遇挫折不气馁，面临危难不退缩。
我降生之时，恰逢国家探索前行的特殊阶段。懵懂无知的孩童，记不得世间的喧嚣纷扰，只从长辈的口述里得知，公社大食堂开办不久，家家户户分到的，只剩稀薄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，老老少少都在饥饿中煎熬，度日如年。而随后几年的艰难岁月，那场席卷全国的饥馑，深深烙进了我的童年记忆。1959至1961年，诸多因素交织影响，全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粮食短缺困境，素有滇东粮仓、云南第一坝美誉的陆良坝子，也未能躲过这场劫难，民生愈发艰难。
四五岁刚记事起，家中灶膛里，总煨着一只熏得发黑的小搪瓷缸，缸里盛着切碎的青菜，偶尔才混杂几粒米。饿到极致时，我只敢轻轻指着瓷缸，对母亲小声说：“妈妈，我饿，要点菜吃吃。”从来不敢提一个“饭”字。母亲后来总念叨我从小懂事，却不知那一点点菜饭，已是全家人勒紧裤带，省下来的全部温柔。年纪稍长，日子愈发窘迫，蚕豆叶竟成了难得的食物，村边山野里的苦刺花、济济粮，但凡能入口的野菜野果，都被人们一抢而空。饥饿夺走了太多人的健康，有人下肢浮肿，有人不幸离世。我们常常用米糠拌着少许粗米头充饥，没有蔬菜，不见油星，吃下后肚胀难忍，苦不堪言。
等到上了初中，寡淡无味的豆叶，依旧是家中的主食。陆良坝上，蚕豆与稻谷轮季种植，等到豆荚饱满，便割下豆株的顶叶，用大锅煮透，反复搓揉、漂洗干净，切碎晾干后储存起来。食用时泡开，掺上一点点大米同蒸——这本是用来喂养牲畜的饲料，味道苦涩，寡淡难咽。苞谷面也常常作为主食，占比总是远超大米，口感粗粝，极易噎喉。如今的人们把杂粮当作健康养生的佳品，可在当年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靠此充饥，只觉得味同嚼蜡，难以下咽。每次给父母盛饭，我总会悄悄多拨给他们米饭，自己多吃豆叶与苞谷。父母看在眼里，也总会把碗里的米饭，又推给我和弟妹。一推一让之间，藏着贫苦日子里，最厚重的亲情，最纯粹的懂事。
后来农业生产渐渐恢复，可生活依旧捉襟见肘。饥饿如同影子一般，紧紧跟着我，走过小学，穿过中学，一直陪伴到大学。小学低年级在大队就读，离家一里半路，遥遥可见；高年级在公社上学，离家三里多地。那个时候，农村一天只吃两顿饭，从来没有早餐。天还未亮，就和小伙伴们结伴上学；中午匆匆回家吃饭，再赶回学校；傍晚放学归来，做完家务杂活，才能吃上晚饭。大多时候都是腹中空空，四五年级的时候，便常常撒谎逃学，躲进远处的豆田里，偷摘青豆充饥。一旦被发现，免不了父亲的呵斥与棍棒责罚。可疼痛过后，饥饿袭来，依旧会重蹈覆辙——那是孩童面对生存，最本能的挣扎。
初中就读于石坝中学，也就是如今的陆良五中，离家五六公里，需要寄宿，粮菜都要自己准备。每隔几周，就挑着青菜、带着米面返校，换成饭菜票。食堂里的饭菜，杂粮多、大米少，主食大多是混合饭或是杂粮馒头，汤菜也是缺油少盐的青菜汤。若是中午遇到白米比例稍高的饭，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打一份，狼吞虎咽吃完，再打一份留到晚上。曾经有同窗打赌，若是一口气吃完十个馒头，就能白白得到馒头，竟真的有人咬牙做到。
如今回想起来，只觉得满心苦涩，心惊不已——那样的吃法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撑出人命。《活着》里的苦根，便是吃豆子撑死的，这不是虚构的故事，而是饥饿年代里，真实存在的凶险。上高中后，不用再自带粮菜，可粮食定量少，饭菜油水不足，一周只有一两回能吃到肉，正值长身体的我们，总被饥饿不停啃噬着肠胃。周末返校，我一定会在家吃完晚饭，再赶十五公里的路回学校；母亲也总会炒些干粮，让我带去学校，饿的时候垫垫肚子。
1982年初，我来到昆明上大学，粮食依旧实行定量供应，男生每月三十二斤，女生二十八斤，吃肉也要凭票，比起中学时期，生活稍好了一些，可依旧常常吃不饱。下课铃声一响，便立刻奔向食堂排队。寒暑假省下来的饭菜票，成了改善伙食的唯一指望。同宿舍有三位带薪的“老三届”学长，一位是成都知青，一位是腾冲大哥，一位是楚雄大哥。
腾冲学长每次返校，都会带来干腌菜，用开水一冲，酸辣鲜香，全宿舍的人一起分享，苦中作乐；楚雄学长会带一罐炼好的猪油，早上起床或是睡前，挑一小块放进热水杯里，慢慢啜饮，脸上满是满足，我们看着既觉得新奇，又心生羡慕。如今几位学长已然离世，可那些往事依旧清晰，那一碗滚烫的猪油开水里，藏着一代人的辛酸，也藏着苦中寻乐的慰藉。
食物极度匮乏的时候，人们便想尽一切办法填饱肚子。麦稻、蚕豆收割完毕后，全村的老人小孩，都会涌进田里，捡拾遗落在地里的穗粒。我们守在村间的小路上，挑担的村民经过时，穗枝被路边的杂物刮落，便是我们难得的收获。有时候，叔伯们会故意把担子往树枝上撞，甩下一截豆枝、几穗麦子，彼此心照不宣，满是温情。自家晒谷、碾米时，掉落的米粒一定会捡起来，做到颗粒归仓。还没读过“锄禾日当午”的诗句，就已经懂得粒粒皆辛苦的道理——这是饥饿，教给我的人生第一课。
计划经济年代，物资极度匮乏，各类票证就是活命的凭证。粮票、布票、糖票、肉票、油票、煤票、煤油票，每一种都不可或缺。有钱没有票，寸步难行；有票没有钱，也难以换到所需的物品。直到大学毕业，粮票依旧是出门远行的必备物品。四年在昆明求学，除了偶尔去亲友家吃饭，几乎从来没有进过一次饭馆。“馋学生，饿导师”，一句俗语，道尽了那个年代的清贫，也藏着一代人的坚守。
饥饿的岁月早已远去，却在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那段日子，苦到了极致，却也铸就了我一生的品格：懂得珍惜，学会坚韧，心系亲情，明辨进退。如今衣食无忧，再回望那些饥肠辘辘的时光，不是为了反复咀嚼苦难，而是为了时刻铭记：我们从何处走来，又该以怎样的心态，珍惜当下的安稳与富足。那段远去的饥饿记忆，终究成了我生命里，最清醒的印记。
二、寒冷
如果说饥饿是刻入肠胃的隐痛，那么寒冷就是钻进骨缝的寒冰，在故乡的漫漫冬日里，陪伴我走过了整个少年与青年时光。同处滇中的陆良坝子，与昆明的气候截然不同，一到冬天，便尽显凛冽。北风呼啸着掠过平坦的原野，厚厚的霜花覆盖在瓦脊、墙头和田埂上，寒气如同无形的细针，悄无声息地钻进肌肤，直透骨髓。那种寒冷，不是短暂的凛冽刺骨，而是长久地、缓慢地浸透全身，让人从骨头里往外发凉，挥之不去。
那个时候，穿衣全靠布票，按照年龄定量供应。市面上很少有现成的衣服，大多是买了布料，自己回家缝制，或是请裁缝帮忙制作。普通人家，只有到了春节，才敢添置一件新衣，好一点的布料，更是提亲订婚时的贵重礼物。农村的孩子，身上的衣服几乎都是大的传给小的，长的传给幼的，反复拆改、缝缝补补，补丁叠着补丁。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这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那一代人最真实的生活写照。
缺少厚衣、单薄被褥、柴火短缺、没有煤炭，让寒冬变得格外难熬，常常冻得手脚发紫，腰背又酸又冷。上小学的时候，抵御寒风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铁皮小风炉，大多是用废弃的小铁桶改制而成。家境稍好的孩子，会带些木炭，大多数人只能捡些柴禾、树根、枯枝取暖。天气极寒的时候，出门前就把柴禾点燃，带上一点燃料，结伴去上学。途中，为了不让风炉里的火熄灭，每走一段路，就停下来，对着风炉轻轻吹气，烤一烤冻僵的双手；或是拎着风炉上的铁丝，迎风甩动，三百六十度旋转，奄奄一息的火苗，便会在快速转动中重新燃烧起来。
我们一边走，一边四处寻找可以当燃料的树枝、灌木根。这个办法，虽然能抵挡些许寒风，让冰冷的手脚、脸庞和身体得到片刻温暖，可当众多小风炉集中在教室时，整个屋子都弥漫着浓烟。老师常常被呛得不停咳嗽，学生们也被熏得泪流满面，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。天气还没冷到人人都带风炉的时候，手脚冻得僵硬，大家就趁着课间休息，三五成群围在一起，拿出几张用过的作业本纸，在地上或是课桌上点燃，轮流伸出双手，靠着那飘忽不定、转瞬即逝的火苗，获取片刻的温暖。
上了初中，再也没有风炉可以依靠，单薄的衣被，根本抵挡不住昼夜的严寒。入学之前，父母倾尽所能，为我准备求学的行装：父亲亲手做的木箱，一床草席，网兜装着的脸盆，一只搪瓷缸。木箱里，放着父亲用过的旧毛毯，母亲做的棉鞋，几件换洗衣物，还有寥寥几件文具。这，就是一个少年离家求学的全部家当。
我们是特殊时期，公社的首批初中生，一共两个班，大约八十人。学校仓促招生，连床铺都没有，只能在空旷的教室里，铺上草席，席地而睡。我和同村的同学合睡一张铺，他家境稍微宽裕，带了凉席和棉被。两人把草席、凉席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盖着旧毛毯和被子，勉强抵御夜里的寒气。
在水泥地上睡了几个月后，我们搬到了学校附近村子的农用仓库里。那里有简易的架子床，却低矮潮湿，蚊虫成群，异味刺鼻。熬了半年，终于回到校舍，睡上了高低床，可冬日的严寒，丝毫没有减弱，夜里依旧冻得难以入眠。
到了高中，生活条件稍微好了一点，可依旧窘迫不堪。整整两年，我没有睡过一张正经的木板床。起初住在木楼二层，大家挤在一起打通铺；后来搬到球场旁边的宿舍楼，一楼全是水泥板床——用砖头做柱子，架上宽一米多、厚约七八公分的水泥板，就是睡觉的地方。
宿舍里十分拥挤，地面常常积着污水，潮气和霉味久久不散。高二下学期，去拖拉机场学工，依旧是打地铺。衣服单薄，被褥稀少，寒气从地面不断往上冒，侵入身体。即便后来考上了大学，冬天也只有一床棉被。夜里冷得受不了，就把所有外衣都盖在被子上，层层叠加，可还是常常冻得辗转反侧。“饥寒交迫”这四个字，我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，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亲身尝遍的滋味。
寒冬里最让人恐惧的，是跋涉在泥泞的水田中。那时还是集体经济时期，劳动靠小队记工分：成年男劳力记十分，妇女和孩童记三到七分，年终按照工分分配粮食和分红。我从最低的工分开始挣起，这段劳动经历，又与寒冷紧紧缠绕，记忆格外深刻。还不到十岁，秋季农忙的时候，就跟着大人下田割稻收谷。
十月的陆良，早晚的原野寒风阵阵，田里的水冰冷刺骨，泥土又深又黏，我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力气又小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田里挣扎，步履维艰。我和父亲分在一组，还拿不动镰刀割稻，只能负责把割好的稻束，抱到打谷机旁，递给大人脱粒。身上最厚的衣服，就是一件旧棉袄，赤脚走在泥泞里，只觉得寒风刺骨，冰水冻人，脚步无比沉重，生活满是艰辛。
柴火和煤炭，是取暖做饭的唯一能源，也是那个年代最稀缺的物品。村子因为“三线建设”，早早通了电，可电压不稳定，灯光昏暗，还经常停电，连照明都成问题，更谈不上取暖。日子就在缺柴少煤的忧愁里，一天天艰难熬过。
乡间取暖生火，主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土砌的柴灶，春夏季节用来煮饭烧水，热量分散，很难温暖整个屋子；二是地炉，在堂屋里挖个坑，嵌入小灶，秋冬季节烧煤，兼顾做饭和取暖。引煤炭需要柴禾，还要扇风催火，烟雾呛人，可一旦点燃，就能留住火种，温暖整个房间。七十年代之后，家境稍微好一些的人家，才慢慢用上蜂窝煤炉。
村庄虽然背靠深山，却石头多、树木少，经过常年砍伐，山头早已变得光秃秃的。每隔几个月，大人们就起早贪黑，带着干粮，远赴深山砍柴挑柴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跟着父亲和兄长远去山里挑柴；大学暑假回家，还和父亲一起，用手推车上山拉柴。父亲做木工剩下的边角料、刨花和锯末，母亲都视若珍宝，细细收起来，可依旧不够烧用。
苞谷秆、稻草、麦秸、豆秆，都可以用来烧火，可大多先用来做饲料，只能偶尔拿来引火。看着柴火一天天减少，母亲总是唉声叹气，满脸愁容，担心没有柴火烧饭，担心没有粮食下锅。赶集的时候，看到山民挑着柴火叫卖，却囊中羞涩，只能远远望着，满心无奈。年纪虽小，我却把母亲忧愁看在眼里，暗暗下定决心：等长大有钱了，一定要买几担最好的木柴，让母亲再也不用为柴火发愁。
一家人最盼望的，就是能有煤炭。煤炭可以做饭取暖，是冬天里最踏实的依靠。煤炭分为焦煤和散煤：焦煤火力旺，价格高，普通人家要省着用；我们家用的大多是散煤，兑水和泥做成煤球或是蜂窝煤，烟多火弱，却便宜耐用。本地不产煤炭，兄长就约上同伴，赶着牛马车，往返三四天，远赴东山拉煤。
后来条件稍微好一些，几家人一起拼车，请货车拉运。上初中之后，和煤、打煤球，就成了我常做的家务。这个活儿看似简单，其实很有技巧：泥土放多了，火力就弱，烧不热；泥土放少了，煤球容易散掉，浪费煤炭。我在一次次实践中，慢慢掌握了分寸，用最少的煤炭，做出最耐用的煤球，这也是少年时期，持家过日子的一门本事。
没有煤炭的冬天，最难熬；有煤火烧的日子，才像一个温暖的家。可引煤炭的苦楚，我至今难忘。家里的地炉，没有风道，也没有烟囱，完全敞口引燃。一点火，就浓烟滚滚，弥漫整个屋子，让人不停咳嗽，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影。屋里的梁柱和墙壁，被熏得乌黑，长年累月，结出一层黑亮的硬壳。后来离开家乡，才知道煤火可以通过烟囱排烟，不用这样忍受烟熏火燎。那个时候，乡间很多人患上眼疾、气管炎，都和长期生活在浓烟环境里息息相关。我也真正明白，读书开阔眼界、走出闭塞之地、破除陈旧习俗，是多么重要。真正温暖的岁月，不该掺杂这样无谓的苦涩。
寒来暑往，岁月流转。那些冻得发紫的手脚、烟雾弥漫的教室、冰冷坚硬的水泥床、地炉里忽明忽灭的火苗，都已经远去，成为时光深处的记忆。可那份在寒苦中坚守微光、在贫瘠里守护亲情的记忆，历经岁月洗礼，愈发坚韧，也让我们懂得，温暖与幸福，是多么来之不易。
三、挑秧撒肥
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是我从孩童到青少年时光里，一道刻入肌理、挥之不去的印记。从十岁左右开始，一直到成为民办教师，甚至步入大学后的寒暑假，故乡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的各种农活，我几乎都亲手做过。无论是为了挣工分、填饱肚子的集体农事，还是为了补贴家用、维持生计的家庭副业，一双手，一副肩，都扛过，都试过。有些活计，是乡间少年理所应当的担当，是生于这片土地、长于这片土地的本分与责任；可更多时候，那些沉重的劳作，早已超出了年少身躯所能承受的范围，也不是一颗稚嫩的心，所能完全承受的。
写下这些远去的苦与累，不是为了抱怨个人的遭遇，更不是苛责那个年代，苛责在岁月里平凡挣扎的人们。只是想把一段真实的过往记录下来，让后辈知道，曾有那样一个时代，曾有那样一代人，在土地里辛苦劳作，在辛劳中艰难度日，用筋骨扛起风雨，用坚韧守护生活。希望他们能因此珍惜当下的幸福，明白如今的安稳生活来之不易；更希望他们在苦难中不放弃志向，在顺境中不骄不躁，在逆境中不离不弃，坚守本心，秉持风骨——正如古训所言：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；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
当年生产队的农活，繁杂又沉重：挖田平地、挑秧撒肥、收豆割谷、筑堤防洪、挑水栽烟、拉车送粪，还有薅秧、种洋芋、掰苞谷、收麦子、翻整秧田……每一样，我都亲身经历过。家务杂活也是五花八门：挑水洗菜、烧火做饭、园间浇肥、割草喂猪、上山挑柴、手打煤球、搓绳编席、碾米磨面、拉锯解木、敲石砌墙、清扫猪圈、夯筑土基……
没有一样没参与过。那些远超年龄的重担，曾经压得我喘不过气，却也在岁月里，一点点磨硬了我的筋骨，坚定了我的心性，正应了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这句话。只是这份磨砺，终究在心底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，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，也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淡淡怅惘。
滇中陆良坝子，自古就是粮仓沃野，水稻是农家最主要的作物。每年五月，秧苗移栽，是一年中最紧要的农事，一旦耽误了节令，秋收就会大幅减产，所以乡间一直有“大战红五月”的说法。那个时候，农事分工很明确：壮年男子负责犁耙、整理水田、拔秧苗；妇女们弯着腰，在田里分苗插秧；而我这样的半大孩子，就负责挑秧——把大人拔好、捆整齐的秧苗，从秧田里一担担挑到待栽种的水田里，再按照间距均匀摆好，方便大人插秧。
挑秧的辛苦，不在于路滑、担子重，也不在于来回奔波，而在于一双赤裸的腿脚，整天和泥浆打交道。整日在秧田、田埂、水田之间来回奔走，腿脚一会儿干一会儿湿，从来没有片刻清爽。腿上的泥浆，被风一吹，被太阳一晒，就会干裂结痂，转眼又一脚踩进烂泥里；刚被泥水泡软，洗掉泥壳，立刻又裹上一层新的泥浆；走到田埂上，风吹日晒，泥浆再次板结干裂。一天之内，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。不过两三天，双腿就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乡间俗称“开裂子”。
每天收工洗完身子，双腿又红又肿，疼得钻心。那个时候，唯一的慰藉，就是家里那盒装在蛤蜊壳里的凡士林，我们都叫它“歪歪油”。抠出一点，抹在裂口上，忍着灼痛，凑近火塘烘烤，用这样笨拙的办法，勉强缓解一夜的疼痛。有时候，连这廉价的蛤蜊油都没有，就切一块猪肉皮，烤热之后，在腿上反复擦拭，再就着火烤合裂口，暂且止痛。可这样的缓解，只是暂时的，第二天一早，纵然有千万个不愿意，依旧要拖着酸痛的身体，走向田野，重复前一天的辛劳。日复一日，直到腿上细嫩的皮肤，磨出粗糙厚实的老茧，才算练就了一层“硬铠甲”，能扛住日复一日的折磨。
撒肥，也是田间的苦差事。撒肥分为两种：一种是底肥，栽秧之前，把农家肥或是掺了钾肥的混合肥，挑进水田里，均匀撒开，再由大人犁耙翻耕，融入泥土，滋养秧苗的根部；另一种是追肥，等到秧苗返青、快要抽穗的时候，把仓库里的碳酸氢铵，一担担挑进稻田，撒在田里，促进秧苗生长。撒肥的难处，也不在于挑担子走远路，而在于踏入水田之后，寸步难行。
那个时候，我年纪小，个子也矮，水田里的泥土深得没过膝盖。卸下担子，把装满肥料的粪箕挂在胸前，整个人半陷在泥水里，每挪动一步，都要使出全身力气。双手不停撒肥，肥料刺鼻的气味，混着泥水的湿冷，浸透全身。几趟下来，就觉得力气耗尽，浑身酸软无力。再加上双腿本来就肿胀开裂，更是身心俱疲，苦不堪言。
那些在田埂上奔走、在泥浆里挣扎的日子，早已远去，却从来没有消散。挑秧的重担，撒肥的艰辛，腿上的裂口，火塘边的灼痛，都成了岁月里真实的刻度，刻着一代人的成长，也藏着土地赋予我的坚韧。如今回望，那些苦依旧是苦，可苦中也炼出了风骨，磨出了心性，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都能扛得住，立得稳。这就是远去的岁月，留给我最厚重的馈赠。
四、薅秧打谷
故乡那一茬茬青绿与金黄的稻田里，藏着我童年时期刻骨铭心的温柔，也藏着岁月难以磨灭的艰辛。
每年暮春初夏，秧苗扎稳根须，泛着新绿慢慢返青，等到稻禾拔节、扬花抽穗，稻田就成了生产队最热闹的劳作场地。薅秧，是水稻生长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，看似只是简单的除草松土，实则是农人对一田庄稼，最用心的照料。秧苗刚长齐的时候，田水漫过小腿肚，软泥裹着水藻，凉丝丝的，却又黏腻腻的。这个时候薅秧，主要是把秧根周围的泥土松透，让秧苗的根茎自由舒展，吸收充足的水肥；等到稻穗垂下、籽粒渐渐饱满，就要排干田水、晒干泥土，既要给秧根松土施肥，又要把稗草等杂草拔干净，把阳光、水土、养分，全都留给即将成熟的稻谷。
出工的哨声一响，社员们就排成一排，沿着田埂一字散开，像一道移动的人墙，一块田一块田地向前推进。秧苗青青、水满田间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弯着腰，把手伸进凉滑的泥水里，指尖扒开软泥，揪出杂草，手臂一上一下，水花四溅，远远看去，就像一群扎进水里的水鸭，扑腾着，忙碌着，搅得满田波光粼粼。而等到田水排干、泥土裸露之后，薅秧就变成了另一番模样：大家单膝跪在地上，一只手扶着稻秆，一只手刨开根部的硬泥，剔除杂草，膝盖顶着泥土，一点点屈膝向前移动，低着头，弓着身，默默劳作，像一群低头觅食的羊群，无声却又无比执着。
这是最原始、最笨拙的农耕劳作，拼的不是技巧，而是筋骨、意志，还有一双经得起磨损、耐得住刺痛的手，一副扛得住辛苦、受得了劳累的身体。对于年少时细皮嫩肉的我来说，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劳动，而是一场身心的煎熬，甚至是一种近乎折磨的磨砺。秧苗青青、水满田间的时候，田里的泥水冰凉刺骨，弯腰时间久了，腰背酸痛难忍，我就学着耍小聪明，双手胡乱搅动泥水，把水搅得浑黄一片，看起来很卖力，实际上根本没有实实在在地扒过一捧秧根的泥土，不过是浑水摸鱼，蒙混过关。那个时候的偷懒，不是调皮捣蛋，实在是年纪小、力气弱，撑不住这样的苦累。
可等到田水排干、泥土裸露，所有的动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再也没有办法遮掩，就只能老老实实跟着大人，跪在地上刨泥、拔草、松根，一点懒都偷不了。我最害怕的，就是这样的时刻。这个时候的稻禾，早已不是软嫩的青苗，稻叶坚硬得像刀片，稻芒锋利得像细针，没有手套，没有护腿，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一场农活下来，双手、双腿、脸颊，全是密密麻麻的划痕，渗着血丝，又疼又痒，钻心难忍。
也正是这样的苦，让我记住了人间的温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总盼着能挨着隔壁的保柱叔、春灿叔一起干活。他们知道我年纪小、身体弱，从来不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往前多刨几撮泥，多拔几棵草，悄悄帮我补上落下的进度，用粗糙的双手，拉着我跟上队伍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那田埂上无声的关照，那泥水中伸出的援手，依旧温暖无比，留在我记忆的深处，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温暖。
因为受不了跪地刨泥的苦，每当稻谷快要成熟的时候，我就满心期盼，能分到一份轻松的活计——吓麻雀。那个时候，乡间麻雀成群，专门啄食饱满的稻穗，和人争抢粮食，生产队就会挑几个年纪小的孩子，分散在田埂上，看守稻谷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是辛苦的差事，而是从天而降的乐事，是繁重劳作里，最惬意的时光。
我常常披一件旧蓑衣，扛一根长竹竿，怀里偷偷揣一本书，蹦蹦跳跳地奔向田野。麻雀群飞来，就挥动竹竿，大声吆喝，几声喊叫，就能惊起一片飞鸟；麻雀群飞走后，就把蓑衣铺在松软的田埂上，仰面躺下，清风吹过稻浪，阳光温暖却不炙热，翻开书本，字里行间都是自在与欢喜。那一刻，稻田的辛苦，劳作的劳累，全都消散不见，只剩下少年时光的悠然与快乐。
时光匆匆，一晃五十多年过去，世事早已翻天覆地。如今再回到故乡，很难再见到大片的稻田，昔日种稻的水田，大多被承包出去，建起了白色的蔬菜大棚，机械的轰鸣声，取代了往日的人声吆喝，科技耕种，取代了手工劳作。那些浸满汗水、充满苦乐的薅秧劳作，那些原始笨拙却满是烟火气的农活，早已消失在岁月深处。有时候站在田埂上，我也会默默思索：这是时代的进步，还是旧时光的远去？是生活的福气，还是乡愁的遗憾？想来，时代的车轮从来不会回头，旧的劳作方式会渐渐消逝，可土地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意，永远不会褪色。
等到金秋十月，稻浪翻起金黄，就是打谷收获的时节。对于成年劳动力来说，收获是满满的喜悦；对于年少力弱的我来说，收获里，藏着更多力不从心的滋味。
我刚记事的时候，生产队收割稻谷，用的还是最古老的木槽。队里按照劳力分组，每组抬一口厚重的木槽下田，大人挥镰割稻，再把稻束递到木槽两侧，两位身强力壮的劳力，抡起胳膊，把稻束狠狠摔向木槽边沿，谷粒簌簌落下，这就是“掼谷子”。这个方法古老，效率也低，却充满了乡间的烟火气息。后来有了脚踏打谷机，铁轮快速转动，脱粒又快又干净，农耕的日子，也跟着向前迈了一大步。
十一二岁的时候，我握不稳镰刀，只能把大人割好的稻束，一捆捆抱到打谷机前，递给踩机的叔伯兄长。等到十五六岁，身体稍微强壮一些，就能弯腰挥镰割稻，也能站上打谷机，双脚交替踩踏，让谷粒脱离稻穗。我最害怕的，既不是割稻，也不是踩踏打谷机，而是低头撮谷——把脱粒后的稻谷，从机仓里撮进箩筐。这个活计并不累，却最是难熬。刚脱粒的谷堆，谷芒、谷屑漫天飞舞，细如灰尘，一掀开草席，就肆无忌惮地钻进衣领，粘满脸颊，扎得人浑身奇痒，又抓挠不得，只能憋气忍受，成了年少打谷岁月里，最难忘的“小折磨”。
一田稻，一季苦，一生忆。薅秧打谷的岁月，满是辛苦与劳累，满是汗水与疼痛，却也藏着乡间的温情、少年的调皮、时光的温柔。那些原始的劳作，早已远去，可土地的厚重、人情的温暖、岁月的沉淀，永远留在记忆里，成为生命中醇厚、隽永的底色。时代不断向前，旧时光慢慢落幕，唯有心底的记忆，永远鲜活，永远滚烫。
五、粉糠碾米
粉糠与碾米，是故乡农耕岁月里，两项朴素却又无比艰辛的生计活计。粉糠，是用粉碎机，把晒干的蚕豆秆和豆叶碾成细糠，用来喂养牲畜；碾米，是用机械给稻谷脱壳，把稻谷变成白米，成为一家人填饱肚子的口粮。陆良坝子，土地平坦肥沃，水稻与蚕豆轮作种植，是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，也是一方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。秋收还没结束，农人就把浸泡过的蚕豆，种在晾晒透的稻田里；开春蚕豆收割完毕，再用人力或是拖拉机深翻土地，暴晒养地；等到五月，引水灌田，一片平坦的田野变成茫茫水泽，插秧、管护，静静等待金秋丰收。
那个时候，都是集体经济，土地归集体所有，统一耕种管理。稻谷收获之后，先缴纳公粮，再留下集体储备粮，剩下的按照人口、工分分配给各家各户，五保户等生活困难的乡邻，也会得到相应的照顾。蚕豆收割后的秸秆和豆叶，也按照同样的规矩分给各家，成为养猪的主要饲料，支撑着农家一年里，最主要的副业收入。
蚕豆是坝区的主要作物，分到各家的豆秆豆叶堆积如山，必须先晒干、压实，才能送去粉碎机加工成细糠。可全村只有一台粉碎机，还经常停电、检修，开机时间不固定，家家户户只能排队等候，轮到谁就是谁，不分白天黑夜。生产队只提供机器，收取少量费用，喂料、操作全都要自己动手。机器操作并不复杂，合上电闸，把成捆的豆秆不断送进进料口，粗硬的秸秆就会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变成细碎的糠末。父亲忙碌没时间的时候，年少的我就光着膀子上阵，轮换顶替。这个活计不需要什么技术，拼的只是力气、耐心和熬时间的韧劲。
可其中的辛苦，远不是力气就能承受的。首先是熬时间。如果排到夜间加工，就必须连夜干活，机器不等人，农时也不等人。对于贪睡的少年来说，半夜起床，本身就是一种煎熬。其次是工作环境恶劣。粉糠大多在盛夏时节，机房设在集体仓库里，屋子矮小，窗户很小，密不透风，轰鸣的机器还散发出阵阵热浪，整个屋子就像蒸笼一样。灯光昏暗微弱，豆秆堆积如山，机器快速运转，灰尘四处飞扬，细糠和碎叶扑面而来，无孔不入。
我们光着上身干活，挥汗如雨，没有口罩，没有护具，浑身都是灰土，满嘴都是草沫，短短几个小时，就累得几乎虚脱。最后是收尾工作，更是让人喘不过气。糠末从机器里出来后，几乎不能停歇，要趁着满屋灰尘，把还带着机器余温的豆糠，一撮一撮装袋、搬运。高强度的劳作一气呵成，连喘息调整的时间都没有。对于还未成年、筋骨尚未长壮的我来说，这样的辛劳，近乎残酷，常常体力不支，几乎崩溃。
碾米的辛苦，虽然不像粉糠那样劳累剧烈，却依旧磨人。小时候，村里还没有电动碾米机，稻谷脱壳，全靠脚碓一下一下舂打。古法舂米，虽然天然环保，可效率极低，忙活大半天，也出不了几斗干净的白米。遇到急需用米的时候，父亲就挑着稻谷，远赴石墙寺水库下的水磨坊。那里有一间孤零零的石屋，借助水库落差形成的水力，推动沉重的石磨转动，碾谷脱壳，比脚碓快很多，却也要花钱加工。我至今还记得那座石磨的样子，庞大、厚重，缓缓转动，带着旧时代独有的迟缓与沉稳。
后来，“三线建设”兴起，村后的深山里建起军工厂，我们村近水楼台先得月，通了电，电动碾米机也随之进村，慢慢取代了古老的脚碓和水力石磨。可就算有了机械，电力依旧时断时续，碾米机不是随时都能开动，依旧要排队等候，按顺序加工。挑谷碾米本来是大人的活计，可排队、搬运稻谷、碾米后装袋、风谷清糠，就成了我们兄弟的任务。稻谷脱壳后，有时候还要借用生产队的风箱，一遍遍摇动，把米里残留的糠皮吹干净，整套活计一气呵成。
对我来说，碾米最煎熬的，依旧是半夜从熟睡中被叫醒，睡眼惺忪、精神恍惚地赶到机房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撮米、收糠、摇风箱，整个人就像在梦游一样，脚步虚浮，心神不定。半梦半醒之间，只听得机器嗡嗡作响，灰尘弥漫，只觉得长夜漫漫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。
粉糠，碾磨的是牲畜饲料，维系的是家庭副业的微薄收入；碾米，脱去的是稻谷外壳，养活的是一家老小的烟火日子。一粗一细，一饲一食，藏着农家最根本的生存道理。那些在蒸笼般的机房里流下的汗水，那些半夜里昏昏沉沉的奔波，那些灰尘满面的辛劳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早已不单单是苦累，而是岁月刻在骨血里的印记。它让我早早明白，一粥一饭，来之不易；一丝一缕，物力维艰。生活从来没有“容易”二字，所有填饱肚子的食物，安身立命的资本，都要靠双手去换取，靠忍耐去支撑。
那台老旧的粉碎机，嗡嗡作响的碾米机，早已消失在时代的深处，可那份在尘雾与汗水中，熬出来的坚韧，陪伴了我一生。它让我在后来的顺境中不骄傲，在逆境中不气馁，永远记得来路的艰辛，珍惜眼前的安稳。这就是粉糠碾米的岁月，留给我最踏实的人生教诲。
六、草席织岁月
打草席，是流淌在农耕文明里，一门古老的手艺，因地域和时节不同，材料和技法也各有差异，却始终连着人间烟火。考古发现证明，早在石器时代，席子就已经走进先人的生活，成为日常不可或缺的物品。在桌椅床榻还没有普及的年代，席子不只是睡觉的用具，更是一方生活天地：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，妇人拿着针线缝补衣服，孩童趴在席上识字，晴天晾晒五谷杂粮，一日三餐围席而食——“席地而坐”这四个字，藏着一整个时代的日常生活。
久而久之，坐席也形成了礼仪规矩，分上下、别长幼、定尊卑，一举一动，都有章法。甚至后世的一些官职称谓，也离不开“席”的印记，主席、首席、主席位，都是以一席之位，定下一份尊崇与担当。
我记忆里的搓绳打席，用的是稻草做原料，先把稻草搓成绳子，再架起席框，织成席网，一缕一缕穿进稻草，压实压紧，最终做成一床草席。草席在农家，有三个主要用处：一是晾晒稻谷、麦黍、玉米，承载一年的收成；二是编织席围、扎粮囤，储存粮食物品；三是铺床睡觉，或是遮风挡雨。农家打草席，一部分自己家用，一部分拿去卖，换些零钱补贴家用。那个时候，家里生计艰难，收入来源无非三个：生产队一年到头少得可怜的工分分红，喂猪养鸡、省吃俭用攒下的农副产品，还有就是父亲做木工、打家具，和全家人一起搓绳打席，换来的辛苦钱。一分一厘，都来自汗水，无一不艰难。
搓绳打席，看似没有高深的技术，却最磨练人的性子。第一道工序是准备原料。秋收结束后，生产队把风干的稻草挑到晒场，铺开暴晒，再用连枷反复敲打，抖落残留的谷粒，捆成草垛，留作牛饲料和堆肥。集体分配完毕后，各家再从分到的稻草里，挑出质量最好的，重新铺开晒干，细细梳理，把残留的谷粒一粒不剩地捋干净，再把草叶捋顺，捆扎整齐，留作打草席的材料。一床好的草席，从一把好稻草开始，半点都马虎不得。
打草席先要搓绳。把干燥的稻草，用双手对搓，捻成粗细均匀、结实有韧性的草绳。一床大约两米长、一米三宽的草席，需要的草绳总长，竟然有三十多米。搓绳这个活，费手、费时，更需要足够的耐心，手上没有厚茧，心里没有定力，根本做不完。
草绳搓好后，再把草绳密密地织在席架和席扣上，织成整齐的席网。随后需要两个人配合：一个人拿着专用竹片，把稻草一缕一缕穿进席网眼里；一个人掌控席扣，回绳压实，反复拍打，把松散的稻草织成紧实的草席。掌控席扣的人是主力，需要力道和技巧，一直由父亲负责；穿草递料的人是副手，拼的是耐心和细心，大多由母亲和我们兄妹一起做。
夏天的夜晚，是打草席的时间。屋里的灯光昏暗微弱，电灯亮度不足，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，一家人就在这微弱的光线下，默默劳作。搓绳打席的辛苦，不在于理草、搓绳、织网的繁琐，而在于闷热难耐的夏夜、昏暗的灯光、挥之不去的蚊虫，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重复和枯燥。蚊虫就像藏在暗处的幽灵，专门在人烦躁心烦的时候袭来，手背、腿肚、脸颊，冷不丁叮一口，痒得钻心，挥之不去，赶之不尽，让人焦躁不安，心火旺盛。
父母大半辈子历经苦难，早已在磨难中磨练出沉稳的性子，能忍受辛苦，耐住烦躁；可我只是十几岁的少年，心性活泼好动，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，怎么耐得住这样单调、枯燥，还被蚊虫叮咬的长夜？偶尔穿草错位、动作慢了，就会引来父亲严厉的呵斥，心里的委屈和郁闷，无处诉说。如今想来，或许是自己当年不懂事，可那个时候，那份真切的烦躁和无奈，是岁月里最真实的心情。
一床草席，除去准备原料、搓绳、织网的前期工作，就算连夜赶制，也要差不多一晚才能完成。织好之后，还要抱到晒场晒干，再把正面的草屑擦拭干净，才算彻底完工。这样一床结实耐用的草席，在当年的市价，也就一两元钱。
如今回望，那些家境宽裕的城里少年，仲夏之夜，或是在灯下诵读诗词，或是沉浸在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里，或是捧着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细细品读，甚至躲在被窝里，打着手电看《红楼梦》；而我这样的农家子弟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只能在酷暑里、灯光下、蚊虫中，一根草一根绳地编织草席，也编织着微薄的希望和渺茫的未来。这就是城乡孩子，与生俱来的差距，也是当年农家子弟，求学之路格外艰难的原因。
几年前，回乡给父母扫墓，走进老家旧屋，目光突然落在墙角——那枚被岁月磨得黝黑发亮、席扣凹槽深深凹陷的老席扣，静静靠在那里，就像一件沉默的文物，独自诉说着逝去的岁月。我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捧起来，带回城里，安放在阁楼上。它不只是一件旧工具，更是那段艰苦岁月的见证。我留着它，既是怀念那段和父母一起吃苦的时光，也希望后辈看到它的时候，能明白先辈的艰辛，懂得如今衣食安稳、学业顺利的可贵，不忘来路，不负当下。
七、挑土筑坝
岁月里的苦，往往都压在肩头上。对我来说，青少年的时光里，肩头总是压着沉甸甸的担子，有田间地头的泥土，也有南盘江畔的风浪。
陆良，作为云南最大的坝子，可谓土地肥沃，良田万顷。可粮食的丰收与歉收，百姓的喜乐与忧愁，全都受制于一条江，那就是南盘江。作为珠江的源头，千百年来，南盘江流入陆良坝区后，流速放缓，泥沙不断淤积，河道堵塞，每逢雨季，就变成了悬在人们头顶的忧患。从明代开始，河道就多次修缮，又多次堵塞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虽然经过几次整治，可水患依旧如影随形。我十四五岁那年，曾跟着父亲，来到南盘江治理的工地，扛起了挑土方的重担。
所谓挑土方，就是在划定的区域挖土，一担担挑到河堤上，一层层垒筑，加固堤坝。管理人员要么丈量坑土计算土方量，要么用石灰在地上画出方框，按照出工量核算工分。工地离村庄很远，天一亮就出发，傍晚天黑了才能回家，午饭由村里统一送到堤坝上；工期紧张的时候，就在江边搭起草棚，生火做饭，日夜赶工。我至今记得，有一次在工地上，肚子痛得厉害，上吐下泻，浑身虚弱无力，可肩头的担子不能放下，规定的土方量不能减少，只能拖着颤抖的双腿，一步一步慢慢挪动，在江风和病痛中，咬牙完成那份力不从心的活计。年少的身躯，真切体会到了生活的沉重。
挑泥土，仿佛是我年少岁月里，逃不开的宿命。那个时候，家里家境贫寒，为了多挣几分工分，父亲总会在农闲的时候，把村外沟渠、田埂里的淤泥捞起来，摊在路边晒干。我放学回家、周末休息，还有寒暑假劳动之余，都要按照父亲的吩咐，把晒干的泥块，一担担挑到村前的晒场，或是家里的粪坑，拌上稻草堆放发酵，几个月后晒干敲碎，就是肥田的好肥料，既可以自己家用，也能交给生产队，换取工分。
那个时候，我个子小，力气弱，总觉得泥土永远挑不完，担子永远压在肩头。看着小伙伴们在村口嬉笑玩耍，自己却要在烈日和黄昏里反复奔波，心里难免委屈不满，甚至暗暗埋怨父亲太过严厉。可父命难违，我就悄悄动了歪心思：实在挑不动的时候，就趁着没人，把晒干的泥土偷偷倒回水沟，或是扔进菜田、水田，让泥土悄悄消失，用消极的抵抗，应付沉重的劳作。如今五十多年过去，再想起当年的小心思、小叛逆，只剩下满心愧疚——那个时候不懂，父亲逼我挑起的，不只是泥土的重量，更是一家人的生计，是他无言的期盼与担当。
在乡间，除了挑散土，还有一项更沉重的活计，就是挑土基。土基也就是土坯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，乡间盖房、砌墙、盘灶、围院子的主要建筑材料。稻田收割完毕后，土地晒干，农人用木夯把泥土砸实压平，再用长铡刀切成整齐的方块，晾晒干透，就变成了坚硬结实的土基。那个时候，人们还没有养护土地的意识，取土做土基，就像割掉土地的一层皮肉，可上百年的乡间习俗，早已成了天经地义的生存方式。
七十年代初，父亲和几位叔叔打算翻盖新房，土基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，提前两年就要准备原料。三叔那个时候身患肺结核，大儿子又参军不在身边，无力帮忙，父亲就一个人扛起了两家的准备工作，而挑土基，自然成了我的一项重要任务。身强力壮的叔伯，一担能挑八个、十个，走得稳稳当当；我年少体弱，总是在挑两个和四个之间犹豫。挑两个太轻，来回跑不划算；挑四个又压得肩膀生疼，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，从田间到村里，要歇三四次才能走完。直到家里买了村里第一辆双轮小推车，车轮滚动，才减轻了一些肩头的压力。
南盘江的暴戾脾气，在1976年的夏天，展露无遗。1974年的洪水，我还在读高中，记忆已经模糊，可1976年那场特大洪水，我已经高中毕业，回乡当了民办教师，毕生难忘。
那些日子，暴雨连续不停，江水暴涨，漫过田坝，淹了村路，直逼公路西侧的村庄和良田。沿岸村庄紧急动员，所有男劳力全部出动，护堤守坝，抗洪救灾。我也披上蓑衣，挑起粪箕，加入守堤的人群。风雨中，人们把泥土装进草袋，一担担、一趟趟运到堤坝上，一层层加高加固，死死堵住洪水。
那个时候的堤坝，早已高出村庄和农田，滔滔江水在堤坝内奔腾涌动，就像一条蛰伏的巨蟒，随时可能冲破堤坝，吞噬一切。一旦某处堤坝出现险情，大家就像冲向战场一样，扛着沙包，不顾一切冲上去，人声、雨声、江水声交织在一起，悲壮又惨烈。那场洪水，把公路西侧的郭土堡村，变成了一片汪洋，房屋家园全部被毁，灾后只能整村搬迁，重新建设。
我们连夜守在堤坝和公路上，困极了，就裹着蓑衣，躺在泥地上小憩，任凭雨水打湿衣服，直到洪水慢慢退去。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经历，加上之前上学时睡水泥板床，给我留下了伴随半生的“礼物”——风湿关节炎。从那以后，每逢阴雨天气，双腿就酸痛麻木，腰膝僵硬冰冷，我成了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的“活晴雨表”。汤药、膏药、针灸、气功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却一直没有好转。
调到昆明工作后，我在尚义街万寿巷住了七年。有一天，在附近的樱花购物中心，看到硕大的玻璃酒缸里，泡着蟒蛇和蛤蚧，模样狰狞，让人看了心生畏惧。可听说这种酒专治风湿，我竟然咬着牙买了下来，每天晚上，捏着鼻子、闭着眼睛硬喝下去。一罐酒喝完，又添新酒继续泡，没想到，困扰我多年的顽疾，竟然在这难以下咽的药酒里，慢慢痊愈了。如今想来，人生的苦难，往往就是这样，咬牙熬过去了，就会云开雾散。
经历过1974年、1976年两次毁灭性的洪灾，曲靖地委终于下定决心，对南盘江进行一次彻底的整治。1977年冬天到1980年底，陆良全县齐心协力，疏浚河道、加固堤坝、拓宽河床，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治，南盘江终于收起了暴戾的脾气，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特大洪灾，从一条危害乡邻的险河，变成了滋养一方土地的母亲河。
时光向前，江河安澜，那些挑土筑坝的日子，虽然已经远去，却永远在我的生命里，闪耀着朴素而坚韧的光芒。当年挑在肩头的土块，压弯过少年的脊背，却也磨硬了人生的筋骨；当年守护过的堤坝，挡住了滔滔洪水，也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烟火生活。那些艰辛、委屈、挣扎与坚守，早已随着南盘江的流水远去，可土地的厚重、父亲的苦心、乡人的团结、时代的变迁，深深烙在心底，成为岁月里一段踏实、隽永的记忆。
八、一井一水总关情
饮水、用水、如厕、道路、能源，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需求，从古至今，从未改变。如今时代飞速发展，饮水有纯净的矿泉水，用水有便捷的自来水，如厕有干净卫生的洁具，出行有平坦通畅的道路，能源有光电燃气，举手投足之间，都充满便捷，甚至成了日常的享受。可在我的青少年时代，这些最朴素的生活需求，却藏着几代人的窘迫、无奈和难言的苦涩，成为岁月里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我的家乡背靠深山，面朝广阔的陆良坝子，本该是不缺水的地方。村后两公里多，就是石墙寺水库，六七公里的深山里，还有一口曾经属于家族的龙潭。村前阡陌纵横，沟渠相连，村后也有水渠和蓄水塘坝，水源并不算匮乏。可因为缺少规划，水利设施简陋，生产和生活用水，依旧极度紧张。饮用水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从井里提取；农田灌溉用水，也常常要看天时。
全村的饮用水，全靠两处水源：一口是村旁人工挖砌的水井，一口是田间的天然深水潭。因为路途方便，村口的那口老井，就成了乡亲们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。小时候，村子人口少，环境清净，井水还算清澈，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的清甜。老井依偎在一棵大树旁，旁边是供人洗衣洗菜的水塘，后来塘里种上了莲藕，每到夏日，荷香阵阵，随风浮动；水塘周边是各家的自留地，远处只有零星几座茅厕，塘水活水潺潺，井水由塘水与农田潜流渗透而成，水质还算洁净。
每逢年节或是用水旺季，村里的堂兄们总会主动淘井：大家用水桶、脸盆把井水一点点抽干，捞净井底的淤泥杂物，仔细冲刷井壁与井底，撒上石灰消毒，静置一夜让井水彻底澄清，便能继续使用。那时候井水常常供不应求，勤快的人家天不亮就挑着水桶去抢水。等我稍稍长大，便和同龄的堂兄们接过淘井的差事，这也成了年少时光里，一份朴素又实在的担当。盛夏时节劳作归来，满身燥热疲惫，拿起水瓢从井里舀一瓢凉水畅饮，冰凉的井水直透心脾，若是再添上一点点糖精，便是世间最甜美的滋味。时至今日回想起来，那份清爽甘甜依旧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
可这份难得的清冽，终究抵不过岁月变迁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村里人口急剧增多，老旧的四合院早已容不下分家立户的乡亲，家家户户开始向外拓地建房，水井周边渐渐屋舍林立，有人甚至填埋水塘、秧田，抢占宅基地。毫无规划的建房，带来了毫无节制的环境破坏，茅厕越建越多，有的立在自家地界，有的占在公私交界之处，无人管束，也无人在意。那时候的乡亲们，全然没有环保和水源保护的意识，只图自家方便。几座简陋的旱厕，就紧挨在水井和洗衣洗菜塘旁边，污水秽物悄悄渗入地下，一点点侵蚀着大家赖以生存的井水。
久而久之，井水再也不复往日清澈，时而能看见小虫在水里蠕动，水质变得越来越浑浊。可除了这口老井和那口路途更远的水潭，乡亲们再也没有别的取水之处，只能无奈地饮用这被污染的井水。多年后，我离开家乡前往昆明求学、工作，再次回到故里，眼前依旧是旧时的模样：井水污浊不堪，水塘淤塞滞涩，茅厕杂乱依旧，乡亲们的生活习性也未曾改变。
我满心酸楚，甚至暗自疑心，井水早已被周边的秽物彻底污染，乡亲们平日里的诸多病痛，都与这不合格的水源息息相关。饮水本是头等民生大事，却迟迟得不到改变，这份揪心的隐痛，长久压在我的心头。我也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：若是日后有能力，一定要让乡亲们用上干净的自来水。
和饮用水的困境一样，日常用水也十分拮据。全村人洗衣、洗菜、洗刷器物，全靠房前一方小小的水塘。塘水来自上游的秧田与水沟，可田边沟旁，同样散落着不少茅厕，农家肥、化肥顺着水流汇入塘中，水质早已被污染。非雨季的时候，塘水流速缓慢，一到割蚕豆叶的时节，全村人都在塘边搓洗煮熟的豆叶，塘水被染成墨绿色，浑浊得难以看清水底，再加上雨水冲刷农家肥流入塘中，淤泥常年无人清理，水面也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小。
因为缺水拮据，村里绝大多数人家，一年到头都难得清洗一次床单蚊帐。而生在长江之岸的母亲，始终坚守着洁净的生活习惯，一年总要清洗两三次大件衣物。房前的塘水实在不堪使用时，母亲便会带着我，去往村后坝塘下的水池洗涤。这份爱干净、重整洁的习惯，也深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。
那时候，不仅缺水，也缺少相关生活设施，再加上贫困带来的生活习性，村民们极少洗澡。年少的我，只有在水库放水泡田、白浪漫过田坝的时候，赤身跳进水里，一边嬉戏摸虾，一边顺带冲凉，这便是我童年全部的消暑乐趣。直到上大学之前，我从未进过澡堂，初中、高中的校园里，也没有澡堂设施。上了大学后，从书本和影视作品里，每每看到别人的家乡河水潺潺、流水绕屋，心里便满是羡慕，羡慕那份能与清水相伴的自在与欢愉。
生活用水捉襟见肘，农业生产用水同样紧张。深山里的家族龙潭，因为“三线建设”成了工厂用水，再也没能流进村庄农田；近在眼前的石墙寺水库，遇上干旱年份，也难以满足周边村落的灌溉需求。于是，深夜里常常能听见大人们吆喝着集结，扛着锄头、拿着木棍去水渠、龙潭口截水抢水，年少的我满心惶恐，生怕因为争水引发冲突，酿成祸事。这般场景，和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争水情节一模一样，每每想起，都感同身受，满心涩然。
一井一水，承载了我年少时所有关于水的记忆，有过清冽甘甜的美好，也有过水源污染、用水匮乏的无奈。所幸时代不负期盼，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浪潮中，困扰家乡祖祖辈辈的饮水用水难题，终于得到了彻底化解。清澈的自来水流进了家家户户，拧开水龙头，就能用上干净便捷的水，往日的窘迫一去不返。
如今，那口老井、那方浊塘，早已淡出了乡亲们的日常生活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它们见证过乡村的贫瘠与艰辛，见证过岁月的沧桑与不易，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迁与人间温暖。它们更让我深深懂得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一饮一啄藏着岁月沧桑。那些远去的困苦与窘迫，终究化作了珍惜当下、感念时代的绵长心绪，在悠悠岁月里静静流淌，历久弥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