央媒头条 品名篇佳作，观世间百态，享人文情怀
图文/计毅彪 总编辑/方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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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如旷野行舟，从无预设的剧本，更无重来的彩排。我的小学时光，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声落幕。没有郑重的毕业典礼，没有烫金的毕业证书，只余下几帧泛黄的旧影，和一段喜忧交织的少年往事。小学结业，我便回了乡，成了生产队里挣半份工分的少年社员，前路茫茫，不知归处。
1971年秋，暗夜里终于照进一缕微光。我走进石坝中学，在近乎荒芜的院落里，重新拾起了阔别已久的琅琅书声。这里校舍简陋、条件艰苦，却于我而言，是寒冬里的一捧炭火，暗夜中的一盏明灯，让混沌度日的少年如梦初醒，窥见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可命运的航道猝不及防地转了弯：高中升学从考试选拔骤然改为推荐制，我心心念念考入陆良一中的梦想，瞬间碎成了泡影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得寄身板桥小学复读，在隐忍与不甘中等待转机。而后，命运终于将我送入陆良三中。这里的学习条件虽有改善，生活却依旧捉襟见肘。我们种菜、敲石、拉草席，寒假里写春联卖钱贴补生计，在窘迫的日子里，始终不曾放下书本，不曾停下向上的脚步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走上三尺讲台，成了一名教书育人的民办教师，为这段在寒冬里追光的中学岁月，画上了一个沉甸甸的句点。
这段浸着苦与汗的中学时光，是凛冬里不灭的光，是困境中不改的坚守。它让我在苦难里扎下根，在坚持中向上长，不仅为我往后的人生打下了最坚实的底色，更让我终其一生都坚信：只要心中有光、步履不停，终能穿越人生的风雨，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。
一、荒园灯影，少年梦醒
石坝中学坐落在板桥镇石坝村，前身是1960年3月创办的陆良县板桥公社石坝农业中学。我们入校后，学校于1972年正式定名为陆良县第五中学，我们两个班、近八十名少年，便成了这所学校的首届学生。
校园地处半山区，房后是成片的苹果树，是昔日农中留下的生产园地。一座四合小院，围着一圈瓦房，校门前是简易的球场与公厕，右侧是食堂，教室、宿舍、教工宿舍挤在一方院落里，朴素到了极致。不远处便是村舍，两里外就是板桥河水库，山野寂静，少了村镇的喧嚣，多了几分乡野独有的清寂。
1971年9月，一群十三四岁、衣衫朴素的农家少年，挑着铺盖卷与杂粮口粮，从四面八方的村寨走进了这近乎荒芜的院落。沉寂许久的校园，终于因我们的到来，重新响起了琅琅书声，漾开了少年人的鲜活气息。
初入校时，我们只能在教室的水泥地上打地铺，滇东的冬夜寒气刺骨，我们常常冻得瑟瑟发抖，彻夜难眠；后来搬到村里的仓库住宿，夏日里蚊虫肆虐，一觉醒来满身都是红肿的包，奇痒难忍。学校里没有自来水，我们每日要到村前的沟里挑水，雨季里沟水浑浊不堪，必须提前一晚盛入盆中静置沉淀，第二天才能勉强使用。缺柴少煤的日子里，老师便带着我们翻山越岭、起早贪黑去山里挑柴，解炊饮之困。我们的口粮与蔬菜，全靠从家中自带，平日里还要为苹果树施肥、参加勤工俭学，延续着农中的传统。
条件虽苦，可对我们这些久别课堂、满心渴望读书的孩子而言，这里已是人间天堂。我们苦中作乐，常和年轻的老师们一起，“黄连树下弹琵琶”，把清苦的日子，过出了几分回甘。
学校虽简陋，课程却一应俱全，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物理、化学、英语，一门不落。全校教职工不过十二人，半数都是早年毕业的高中、中师才俊。他们格外珍惜这方讲台，尽心传道授业，待人温和宽厚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荒废了数年学业的我们，如同久旱的良田恰逢甘霖，在汉字与公式里，窥见了课本之外的广阔天地，一颗求知的种子破土而出，对诸位恩师，也满是发自心底的敬重。
岁月流转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诸位老师的音容笑貌，至今仍清晰如昨，刻在我心底，从未褪色。
杜竹英老师，是一位年过五旬、头发花白的语文先生。她慈祥温和，眉宇间藏着掩不住的大家闺秀的儒雅与风骨。她只教了我们半年有余的语文，却为懵懂的我推开了一扇窥见文学星河的天窗，让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汉字的风骨与笔墨的深情。如今先生早已归道山，可那份温润的启蒙之恩，我始终常怀感念，未曾稍忘。
接替杜老师教语文、同时担任我们班主任的，是王甲生老师。他年轻热忱，讲课声情并茂，一字一句，都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爱。他常常把我那些稚嫩的作文当作范文，在课堂上当众褒奖，让我既羞涩又振奋，从此便一头扎进了语文的世界里，再也不曾回头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分配到陆良一中工作，惊闻王老师在骑车途中遭遇意外，左眼被误伤失明，一时间心痛难抑。我专程前去探望，奉上自己一个月的工薪，聊表寸心。岁月流转，虽渐渐音讯渐远，可我始终在心底，祈愿先生平安康健。
殷祖英老师教我们英语，同时也是学校的负责人，学识与涵养兼备。我于英语并无太高天分，却胜在作业工整、书写认真，深得先生赏识。老师赴曲靖进修期间，他的宿舍，便成了我和几位同学常去的去处。先生智商情商皆高，后来调任陆良县人事局局长。2020年9月，欣闻先生到昆明小住，我专程登门探望老师与师母，老人家执意留我吃饭，满桌饭菜温香，一腔师生情谊绵长，至今想起，依旧暖意满怀。
仕宝坤老师精通数学，同时兼授多门课程，为人风趣幽默，球场上还带着几分少年人的顽皮，脑子里仿佛装着取之不尽的智慧。离开石坝中学后，他又在县内多所中学任教，后来退休定居昆明。我早年间便听闻，先生一直在研读黑格尔的《大逻辑》《小逻辑》等哲学经典，满腹哲思，睿智通透，还著有《由人是什么到人应该是什么》等专著。我常想，先生若得安稳书斋，潜心治学，定能成一代哲人。他曾赠我亲笔著作，与我分享禅心慧语，那份文人风骨，至今令我敬服不已。
念定荣老师教授物理、化学，专业功底极为深厚，讲课条理分明，循循善诱，引我走进了理化世界的大门。少年人胆大无忌，我曾照着先生讲授的原理，用电炉丝在搪瓷缸里烧水，险些搅乱了宿舍的电路，如今想来，仍是一件令人莞尔的年少趣事。日后家中电器的小修小补，我都能自己动手，这份本事，全赖先生当年的启蒙。念老师也是几位年轻老师中，唯一把爱人带到学校的，言谈举止间，满是对爱人的骄傲，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少年，也满心羡慕师母的美丽温婉。一别数十载，不知先生如今是否安好，唯有在心底，感念师恩，遥祝平安。
那是一个喧嚣又沉寂的年代，更是一群先生守道不泯的年代。他们在简陋的校舍里，倾尽所能传道授业，以点点微光照亮我们懵懂的心灵，以知识为笔，为我们铺就了一条走出迷茫的小径。正是这几位心怀仁爱与良知的先生，让我在少年岁月里如梦初醒，懂得了何为求知，何为向上，何为坚守。
红土高原的风，吹过荒园旧校，吹过少年的肩头。那些苦读的日夜，那些温暖的身影，早已刻进我的血脉，成了我一生行走人间的底气与光亮。那些在荒园里亮起的灯影，那些恩师的谆谆教诲，从未远去，始终照亮我前行的路，让我在岁月浮沉中，始终不曾忘记少年时的初心与渴望。
二、一纸之变，碎了少年高中梦
我的整个小学时期，几乎都被课本与红色标语填满，除此之外，再难见到其他书籍。升入初中后，可读的书依旧寥寥无几。我曾在父亲的柜子里，翻出仅有的两本书：一本是绘画素描教材，内容艰深晦涩，我翻了数遍也一无所获；另一本是政论文章汇编，文字生硬拗口，我读得一知半解，只记得其中一篇讽刺文章的标题与插图，画面荒诞，年少的我虽不懂背后的深层背景，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那时的学校，没有图书馆，连一间像样的资料室都没有。直到殷老师赴曲靖进修，将宿舍托付给我和几位同学照看，我们才在他的书架上，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本书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难得的课外知识。我的堂哥是早年曲靖一中的学生，他家低矮的阁楼上，堆着几捆旧课本，他和我同龄的弟弟，常带我攀梯而上，在漫天尘埃与霉味中翻找，那些泛黄的书页，成了我中学时代最珍贵的精神补给。
更让我刻骨铭心的，是在村里那间低矮潮湿、蚊蝇乱飞的宿舍里，我从一位随父母下放回乡的同学手中，借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小说。书的首尾页早已遗失，纸张发黄发脆，可我却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。曲折的情节，主人公颠沛流离的悲惨命运，一次次戳中我的心，我几乎是含着泪，读完了全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本书叫《儿女风尘记》。
在那个精神世界单调乏味的年代，这些散落在墙角、阁楼、箱底的旧书，像一束束微光，为我打开了心灵的天窗，让我看见了课本之外的人间百态。加之母亲常与姨妈书信往来，还时常帮乡邻读信、写信，耳濡目染之下，我对笔墨文字，生出了一份格外的亲近感。在老师们的悉心培养与偏爱下，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，在我心底悄然扎根，这份无心插柳的缘分，竟为我后来考入中文系，埋下了深深的伏笔。
初二那年，我成了班主任王甲生老师格外器重的学生。我的作文，常被他当作范文在课堂上逐句讲解点评，引来了同学们的羡慕，也招致了少数人的嫉妒，可这些，都让我心中满是少年人的骄傲与自豪。
那时图书资料极度匮乏，老师便常用钢板和蜡纸，亲手刻印资料与习题。因我字迹工整规范，语文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深得老师赏识，便被选中帮着刻钢板、印资料。当同学们满头大汗地挑着粪肥，为苹果树培土施肥时，我却能坐在阴凉的教室或老师宿舍里，专心刻写蜡纸、油印资料。既免去了繁重的体力劳作，又收获了老师的表扬，心中的自信与底气，也愈发充足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很早便熟练掌握了刻写蜡版、油印资料的全部技术，能独自完成全套操作。
那时我最大的理想，便是初中毕业后，能考入陆良一中读高中。这所创建于1936年的学校，历史悠久，是全县的最高学府，我的父亲与伯父，都曾是这里的学生。因此，进入一中求学，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愿，更是全家人的期盼。
初二下学期，老师悄悄告诉我，当年高中招生，大概率会以考试成绩录取，让我好好准备。我满心欢喜，铆足了劲刻苦学习，对未来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信心。转眼便到了毕业考试，一场终考落幕，我的初中生涯，也随之宣告结束。
彼时，能升入陆良一中的学生寥寥无几，可我自觉发挥出色，若按成绩录取，定能如愿以偿。带着满心的企盼，我回到村里，一边参加生产队的劳作，一边在田埂上翘首以盼，望穿秋水地等着录取通知。
两年的石坝中学苦读，为我打开了全新的世界。我不愿像父辈一样，面朝黄土背朝天过一生，迫切地想通过读书，走出这片困顿的乡土。离开石坝中学后的两个多月，漫长得像熬过了数个寒暑。我日日等，夜夜盼，眼看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音讯始终杳然。直到开学已过半月有余，我才辗转得知，陆良一中早已开学，新生早已入学报到。
我攒了两年的高中梦，在那个夏天，碎得彻彻底底。
那一瞬间，我如坠万丈深渊，躲在家中掩面痛哭，像生了一场大病。父母的百般劝慰，也无法抚平我心底的绝望与不甘。许久之后我才明白，击碎我少年梦想的，是一场突然转向的时代风向——那年的高中升学政策生变，考试选拔被全面取消，重新改为了出身推荐制。我家的成分是中农，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，本就不占任何优势。少年时的满腔热望，就这样，被时代的一个转弯，轻易碾碎。
如今回望，少年时的这场梦碎，不过是时代落在我肩头的一粒尘埃，可于当时的我而言，却重如泰山。我曾笃信努力就有回报，相信考卷能定乾坤，可现实却狠狠告诉我，个人的命运，总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前行。
那些在知识荒漠里种下的读书梦，那些在清苦日子里积攒的希望，虽在那个夏天碎了一地，却从未在我心底熄灭。正是这场刻骨铭心的失落，让我更懂得了知识的珍贵，更坚定了读书向上的信念，也让我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无论遭遇何种坎坷，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笔，不曾熄灭心中的光。
远去的岁月里，那场变故的细节早已模糊，可少年时的渴望与坚守，却化作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，伴我走过漫漫人生路，成了记忆里永不褪色的印记。
三、我心不甘，再待花开
“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；梦已经醒来，心不会害怕……”
写到这段往事，耳畔忽然响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首《快乐老家》。歌词里的远方，与我当年的境遇相去甚远，可那句“梦已经醒来”，却精准戳中了我彼时的心境。两年石坝中学的苦读，早已为我打开了心灵的天窗，让我看见了课本之外的广阔天地。纵然升学之路突遭变故，碎了我考入陆良一中的少年梦，可哭过痛过、沉郁落寞过后，我终究心有不甘。我不愿就此向命运低头，更不愿把读书的希望，埋进脚下的黄土里。我只想再拼一次，再等一次花开。
我的父母，一生饱受生活的磋磨。父亲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重压下，性子素来刚烈，可他们终究是读过书、见过世面的人，心底藏着难得的开明与通透。家中日子本就拮据，囊中常年羞涩，可在儿女的前途面前，他们从不含糊，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复读。这份沉默如山的支撑，成了我身处绝境时，最温暖的一束光。
在大队工作的书云五叔，热心帮我联系到了板桥小学附设的初中班。我本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，校方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，也愿意收留我，可现实的阻碍，却横在了眼前——学校课桌板凳极度紧缺，插班复读，必须自备桌椅。
这对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木匠父亲而言，本不算难事。他二话不说便应了下来，连夜选料、刨木、打磨，没几日便为我打出了一套崭新的课桌板凳。那套桌椅上，不仅有父亲精湛的手艺，更藏着一家人沉默却滚烫的期许。凭着这套父亲亲手打造的桌椅，我终于成了板桥小学附设初中班的一名复读生，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。
石坝中学两年的积淀，让我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，语文更是我的绝对强项。插班之后，我的成绩稳居班级前列，深得老师器重，作文依旧常被当作范文，在课堂上点评褒奖，多数同学也待我友善。可偏偏班上有一位同学，对我满是嫉妒与敌意。想来是我的到来，撼动了他常年稳居的名次，他仗着家近的地缘优势，时常对我冷言相向，处处刁难。
我孤身一人，又是自带桌椅的插班生，纵有满心委屈，也只能默默咽进肚里，不敢与他争执，更不愿让远在村里的父母操心。那种寄人篱下的酸楚与无奈，至今想起，仍觉心头发涩。我唯有把所有的精力都埋首书本，用学习堵住所有的纷扰，把满心的委屈，都化作了前行的力气。
后来升入高中，我便再未遇过这般刻意的敌意，这段经历，也渐渐被我淡忘在岁月里。直到九年后，我大学毕业分配至陆良一中工作，偶然听闻，他年纪轻轻便遭遇意外离世。听闻噩耗的那一刻，我心中一惊，过往的所有芥蒂与不满，瞬间烟消云散，只剩一声悠长的叹息。年少时的争强好胜，在生命的无常面前，终究轻如尘埃。
半年的复读时光匆匆而过，我终于如愿考上了高中，可录取我的，并非我魂牵梦萦的陆良一中，而是陆良三中。那年，县里调整了高中招生的划片方案，板桥片区的生源，全部划归地处三岔河公社的陆良三中，陆良一中，不再招收我们辖区的学生。
兜兜转转，历经一年的等待、挣扎与隐忍，我终究还是圆了读书梦。虽然学校不是最初的向往，可我依旧满心欢喜。梦碎之后重新拾起的希望，尘埃之中再度向阳的生长，这份失而复得的求学机会，比任何名校光环，都更加珍贵。我知道，只要心不甘、步不停，前路便总有光亮；只要手中有书、心中有梦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岁月远去，那段寄人篱下的复读时光，那些隐忍与坚持，早已刻进了我的生命深处。它让我懂得，人生从无坦途，梦碎不可怕，心死才可悲。只要不甘于命运的安排，肯于重新出发，哪怕绕路而行，终能抵达属于自己的彼岸。
四、田畴书声，我为学习委员
岁月行至1974年秋，我背着简单的铺盖与生活学习用具，踏入了位于三岔河公社的陆良县第三中学。
这所中学东枕龙海山，西临南盘江，静静卧在滇东高原的万顷良田之间。四周村落星罗棋布，田埂纵横交错，一条不足三米宽的土路，像一根细带，将这所乡野学堂与远处的集镇轻轻勾连。它虽不及陆良一中声名远播，却也是一所历史悠久、底蕴深厚的乡村中学。学校始建于民国四年，原名紫溪中学，后由地方名士孙玉山更名为玉山中学，1970年经云南省政府与教育厅正式定名，才有了如今的陆良县第三中学。我一段艰辛却滚烫的求学之路，便在这无边的田野之间，静静延续。
我入校那年，校园还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中央，是名副其实的乡野学堂。沿主路而入，右侧是连片的农田，左侧次第排布着宿舍、球场、食堂与公厕，多是六七十年代添建的土坯屋舍。行至道路尽头，才是老玉山中学的旧址。校园中央，矗立着一栋教学楼，算是全校最显眼的建筑；左右各有旧楼相依，左为学生宿舍，右是殿堂式的老建筑，依稀可见旧时学堂的风骨。老楼与教学楼之间，嵌着一栋二层小楼，是教工宿舍，围出一方小小的院坝，便是先生们课余休憩的地方。
全校占地不过十亩，规模不大，学生也不多，初中每级两个班，高中每级仅一个班。我们入校时，被编为高五班，也算亲身见证了这所乡村中学的一段起步岁月。如今再查母校的资料，早已今非昔比：校园扩至八十余亩，建筑面积近两万五千平方米，在校学生超四千，已是陆良县规模最大的农村完全中学。回望当年的光景，真有沧海桑田之慨。
学校、家、县城，三点恰好构成一个三角，彼此相距都在十五公里上下。从家到学校，要穿村过寨，跨越多条河溪。那时不通公交，往返全凭一双脚，只有少数家境宽裕的同学，才有自行车代步。招生划片调整后，板桥的学子与“三线厂”的子弟，也都汇入了这所学校，校园里多了不少新面孔。
我本是闭塞乡间长大的孩子，平生最远只到过县城，初入这所田野环绕的中学，只觉处处新鲜：校舍比石坝中学齐整，校园更开阔，同学们的衣着与精气神，也多了几分朝气与亮堂。在这田畴环绕的校园里，我结识了更多同窗，眼界也一点点被打开。
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不少有才识、有阅历的知识分子，散落于山野乡间。学校虽地处乡野，却藏着几位风骨各异的先生。他们有的温厚儒雅，有的锋芒内敛，有的桀骜自持，却都凭着一份为师者的良知，在动荡的岁月里，为我们守住了一方可以安心读书的小天地。
我天资平平，不善言辞，更不擅交际，只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和对知识的执念，再加上初中打下的扎实底子，入学不久，便在班里渐渐崭露头角。
语文一向是我的长项，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诵读、点评。那些带着鲜明时代印记的青涩文字，竟也成了课堂上的小小光亮。语文老师平难先，起初带着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办校园板报，写稿、排版、抄录，一应俱全。没过多久，这份差事，便交到了我与另一位同学手中。于是，校园的板报栏上，常有我稚嫩的毛笔字、美术体、花边纹样，也常有我署名的小诗短文，在校园的一角，默默散发着笔墨的清香。
数学却是我天生的短板，偏偏班主任，正是数学老师崔树芬。压力在前，我只得咬牙死磕，日日刷题演算，竟也一点点赶了上来，作业本上的红勾渐渐多了起来，考试分数也时常亮眼。理化成绩虽不算顶尖，却胜在书写工整、态度认真，也颇得各科老师的青睐。
教化学的陈老师，是位温文尔雅的长者，两鬓已染微霜。讲课一如他的为人，儒雅从容，条理分明，脸上总挂着谦和的笑意，让人不由心生敬重。
物理老师四十多岁，据说毕业于名牌大学，不知因何缘故，屈身于这所乡野中学。虽境遇浮沉，一身傲气却从未消减，为人行事恰如其身材——短小精悍，绝不拖泥带水。每逢假日，他便独自扛竿垂钓，独来独往；下课铃一响，粉笔一丢，转身便走，不多言一字。
还有一位黄老师，成都人，云南大学毕业，教过数学，也当过班主任。他身上带着川人特有的精明、爽利与幽默。熟悉之后，我曾壮着胆子，向他打听一些旧年的传闻，黄老师总是笑而不语，右手拇指一翘，比出一个瞄准的姿势，便再无下文。一桩悬而未解的往事，便留在了少年的好奇里，成了永远的谜。
在这样的师长与同窗之间，我愈发踏实用功，成绩与表现稳步向前。不曾刻意争求，却在不知不觉间，被选为了班里的学习委员。一份小小的职责，一段少年的成长，便在这田畴之间的琅琅书声里，悄然启程。
五、艰辛的勤工俭学
高中两年，压在我心头的重量，从来都不是书本上的功课，而是捉襟见肘的生活。学习于我而言从无难处，成绩始终稳居班级前列，常得老师的赞许与肯定；可在那个高考停摆的特殊年月，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户口，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前路，从来都只有一条——回乡务农。
那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满打满算也就十块出头，而当时县城里的普通工人，月工资也不过三十元左右。学校虽设有助学金，可班里比我家境更困窘的同学还有很多，我几乎从未申领到过。我的生活用度，全靠家里咬牙供给。全家的生计，都倚仗父亲做木工、养猪、零星变卖些米面菜蔬，再加上生产队年终那点微薄的分红勉强支撑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。
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我把日子过得极尽节俭。除了吃饭、购置必需的洗漱与学习用品，我几乎从不乱花一分钱。身上的衣服总是补丁摞着补丁，只有逢年过节，才有机会添上一件新衣裳。为了省下一顿饭钱，每次周末从家返校，我都要在家早早吃完晚饭，再连夜步行十五公里赶回学校。
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，是一次在校突发重症腹泻。那回我拉得脱了形，校里没有对症的药，宿舍里连口热水都难周全，万般无奈下，只能请假硬撑着往家走。十五公里的土路，我独自一人拖着虚脱的身子，一步一挪地往前捱。一路上腹痛阵阵袭来，频频要躲进路边的田地里解决，整个人几乎已经脱水，连视线都开始发花。我记不清自己走了多久，才终于步履蹒跚地跨进家门。那一路的煎熬与锥心的苦楚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想起来，依旧清晰如昨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时双腿灌铅的沉重。
我太懂父母养家的不易，除了周末、节假日回家拼尽全力帮家里干农活、跟着生产队出工挣工分，在校时也从不落下学校组织的各类勤工俭学活动，偶尔还和相熟的同学一起琢磨着找点创收的门路，只想多替家里分担一点生活的重压。那时候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，主要有种菜、敲石头、拉草席这几项；我还和最要好的同学刘文渭一起，趁着寒假留校写春联、卖春联，闯出了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勤工之路。
种菜，是全校最普遍、也最轻松的勤工方式，几乎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。为了补充食堂的蔬菜供给，每个班在几公里外的南盘江河埂上，都分有一片专属菜地。每逢周末或是劳动日，我们就跟着班主任、班长或是劳动委员，到地里种下青菜、白菜、萝卜这类时令蔬菜。隔上一阵子，大家就拎着脸盆，一路嬉闹奔跑着往河埂去，浇水、施肥，田埂上全是我们的笑闹声。蔬菜成熟后，便全部上交食堂，没有半分报酬。可对我们这群半大的少年来说，这样的劳动与其说是勤工俭学，不如说是一场难得的集体撒欢，是所有勤工活计里，最轻松、最快活的一桩。
如果说种菜是少年人的无忧撒欢，那敲石头，就是实打实的重体力苦活。所谓敲石头，就是把公路部门采购后堆在路边的毛石，用铁锤一锤一锤敲成两三公分见方的公分石，码堆计量后，再卖给公路或是建设单位换报酬。有时候还要自己找毛石，用小推车运到指定地点，再一步步加工成型。这活我小学、初中就干过，太清楚其中的苦累。那时候“三线建设”全面铺开，修路、建桥、架线，处处都要用到大量公分石，可没有专业的石料厂，更没有碎石机，所有石料，全靠人工用最原始的方式，一锤一锤砸出来。
毛石大小不一、硬度也天差地别，遇上大块的顽石，得先用大锤砸成小块，再换小锤细细敲成符合规格的公分石。敲石头得找一块坚硬平整的石头当底座，把石料放在上面敲。不扶着，石头一砸就四处乱蹦；用手扶着，稍不留神，铁锤就会砸到手上。后来大人们想了办法，用铁片做成铁箍，把石头罩在里面敲，既安全，效率也高了不少。那时候干这活，没有任何劳保用品，连副手套都没有，全靠赤手空拳上阵。日子久了，手心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老茧，手背糙得像寒冬里皲裂的松树皮。
可这般熬人的苦，换来的报酬却微薄得可怜：自己找毛石、自己敲碎成型，一立方合格的公分石只能卖两三块钱；若是帮别人加工现成的毛石，一立方顶多赚一块多。也正是这段实打实的苦力经历，让我早早便懂了：无论哪个年代，底层劳动者干的永远是最苦最累的活，赚的永远是浸着汗水的血汗钱。也正因这份亲历的苦，我心里始终揣着一份化不开的乡土情结，对每一位靠双手讨生活的劳动者，始终怀着最深的敬重与共情。
在我所有的勤工经历里，拉草席是最艰辛的一桩，却也是报酬最高的一项。我们班和其他班级，每年都会组织好几次。赚来的钱，一部分用作当天的伙食，剩下的全部充作班费。拉草席的活计，就是把公社供销社从农户手里收购的草席，运送到县城的物资仓库。这活之所以称得上最艰辛，原因有三。
其一，要自备手推车。这活以两人为一组，必须自带双轮手推车。我家是村里最早拥有橡胶轮胎手推车的人家之一，在当年的农村，这台车的分量，几乎相当于如今的家用越野车，既实用，又格外有面子。所以每次老师安排任务，我都第一个主动举手：“我带一辆！”可这份主动背后，是旁人看不到的额外奔波：每次周末返校，我要独自推着车，穿村过田，步行十五公里到学校；等任务结束，再趁着周末，一个人把车推回家，来回三十里路，全靠一双脚一步步量。
其二，装卸任务格外繁重。为了赶时间，头天晚上我们就要赶到仓库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把草席一床床抱出来装车、捆扎固定。那天晚上，全校好几个班级都集中在这装车，人多车多，场地狭小，灯光昏沉，还要挨个登记计数，现场人声嘈杂，草屑尘灰满天飞。等把车装好，往往已经是夜里九点多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们就要摸黑出发，赶到县城后，还要排队卸货，把草席一床床码进仓库。全县各地来送草席的人挤在一起，手推车、马车、牛车堵得水泄不通；仓库里的草席越码越高，有时候还要扛着沉重的草席登高堆码。头天晚上的疲惫还没散去，一早上的奔波劳作下来，等卸完货、清点完数目，人早已累得筋疲力尽，才能拿着补助随便吃口饭，紧接着就要拉着空车往学校赶。
其三，路程遥远，极度耗损体力。从学校到县城有十五公里路，全是坑洼不平的土石路，虽说地处平坝，没有陡坡，可对长期营养不足、体力本就有限的我们来说，依旧是极大的考验。早上六点多摸黑上路，两人一组，一人在前拉绳，一人在后推车。草席体积大，风阻也大，哪怕是平路，拉起来也格外吃力。那时候没有矿泉水，没有热水，更没有什么饮料，汗流进眼睛里，只能随手用袖子擦；累了饿了，就停在路边歇一会儿，两个人互换角色。上午十点半左右才能赶到县城，卸货、码库、验收，一套流程忙完，早已过了正午。匆匆扒几口饭，就要立刻往回赶。虽说返程是空车，大家还能互相搭着坐一会儿，可一天之内往返三十公里土石路，对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少年来说，依旧是一场实打实的体力考验。
而所有勤工经历里，最特别、也最让我难忘的，是1975年寒假，我和刘文渭同学留校写春联、卖春联的那段日子。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传统春联曾被当作“旧风俗”明令禁止，春节时家家户户只能贴印刷的语录。1975年之后，风气渐渐松动，农村里又慢慢恢复了贴春联的习俗，可市面上根本买不到，不少不会写字的农户，想贴副春联都求告无门。我和文渭的成绩都在班里名列前茅，又都想着勤工创收，便一眼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寒假一到，同学们都回了家，老师们也大多离校，偌大的校园一片冷清。冬日的气温本就低，宿舍里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我们常常冻得手脚僵硬，可心里的那股热情却半点没减。可真正拿起笔才发现，写春联远比我们想象的难得多。我们那点毛笔字功底，也就够办个板报、写个小字报，一放大到春联的尺寸，字就歪歪扭扭不成样子，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过去，更别说拿出去卖钱。可买红纸、笔墨的钱已经花出去了，总不能半途而废，回头被同学们笑话。
思来想去，我们想到了班主任崔树芬老师。崔老师教的是数学，却写得一手极好的板书，字体工整有力，格外见功底。我们俩揣着忐忑，红着脸跟老师说明了难处，希望老师能给我们写几幅范本。崔老师听完笑着鼓励了我们，当场提笔，为我们写了好几幅工整的春联范本。
拿到范本的那一刻，我们俩欣喜若狂，立刻找来印蓝纸，把字体的轮廓一笔一笔描下来，再誊到红纸上，最后用毛笔细细填充描摹。春联的内容，大多选自毛主席诗词，长联常用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，短联多用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，横批则是“春色满园”“换了人间”这类应景的句子。我们顶着冬日的严寒，忍着饥寒，趴在课桌上一笔一画地慢慢描摹，忙活了好几天，终于攒出了一批像样的春联。
赶在春节前的集市上摆出来售卖，虽说生意不算火爆，可攒下的春联最终全都卖完了。一副春联只能赚几分钱，最后算下来，总收入也寥寥无几，可我们俩的心里，却装满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与欢喜——那是我们凭着自己的双手，赚到的第一笔干干净净的钱，是独属于少年人的、最纯粹的骄傲。
那些勤工俭学的日子，我们苦过、累过、冻过、饿过，可也正是那些摔打与磨砺，让我在少年时代，就早早学会了自立、坚韧与担当。那些淌进泥土里的汗水，那些咬着牙撑下来的坚持，那些同学间的并肩互助，那些师长递来的温暖与善意，都成了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，在远去的岁月里，永远闪着朴素而温暖的光。
六、初生牛犊不怕虎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全国中小学普遍实行九年制教育：小学五年，初中、高中各两年。升入高二后，我们忽然听说，高中要从两年制改为三年制。放在今天，这自然是能让我们多学知识的好事，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无论读两年还是三年，我们毕业后的前路几乎没有任何差别——终究是要回乡务农。
那时候，全县各村社的完小都在大办附设初中班，想让更多农村孩子能读上初中，师资缺口格外大。对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来说，最好的出路，就是回乡后能当上附设初中班的代课老师，也就是大家说的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没有国家正式编制，收入只有生产队的工分加一点点补贴，可终究是一份体面的脑力劳动，不用常年顶风冒雨在田里干繁重的农活，因此成了无数回乡知青梦寐以求的岗位。
可这样的机会，时效性极强：赶上了这波师资缺口，就能站上讲台；错过了，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田里熬日子。为了不错过这个难得的时机，也为了能早点毕业、给家里减轻负担，我和最要好的同学刘文渭商量过后，一致打定主意：还是维持两年学制，早点毕业为好。
当时，全国正掀起“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”的热潮，我们陆良县也提出了要早日建成农业机械化县的目标。正是少年心性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们俩一拍即合，便以“早日投身农业学大寨，为建设农业机械化县贡献青春”为由，给县委和团县委写了一封公开信，郑重请求学校继续维持高中两年制。我们还把这封公开信，用工整的字迹抄在大红纸上，端端正正贴在了学校最显眼的地方。
现在想来，这实在是一桩带着少年莽撞的举动，可没想到，竟意外得到了学校和县里的肯定：不仅最终同意我们这一届继续实行两年学制，还专门下发要求，高中毕业生在毕业前，必须参加学工活动，学一门实用技术，将来能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。
经学校统一联系，我们被安排到三岔河公社黄家圩大队的拖拉机场，学习拖拉机驾驶与简单的维修技术，为期三个多月。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体制，陆良是云南最大的平坝，坝区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拖拉机场，负责大片农田的机耕作业。我们要学习驾驶的，是“东方红-54”履带式拖拉机。这台机器体型庞大、动力强劲，活像一辆小型坦克，后面挂着沉重的机犁，耕作起来轰鸣震天，效率极高，拖拉机驾驶员在村里，也是格外受人尊重的角色。能有机会学会驾驶这样一台“钢铁巨兽”，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说不出的自豪与兴奋。
我们先在场部集中学习，摸清拖拉机的基本构造、操作要领和日常保养知识，随后两人一组，分到各位师傅手下跟班实习。那时候，每台拖拉机都配有两位师傅：一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大师傅，一位是依旧要对大师傅毕恭毕敬叫师傅的二师傅。大师傅一般负责主机操作和整台机器的调度安排，手里握着一票决定或否决的大权；二师傅则主要负责犁耙的操作，协助大师傅完成各项作业，一边恭恭敬敬听着大师傅的吩咐，一边盼着自己也能早日熬成独当一面的大师傅。
而我们这群啥也不懂的“小白”，自然要事事听两位师傅的安排，心里只盼着能早日学会，独自开上这台坦克一般的履带式拖拉机。师傅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，可对我们既严厉又上心，手把手地教我们操作，也时时刻刻叮嘱我们注意安全。
启动这样一台柴油拖拉机，是最考验体力，也最考验技术的一关。它没有电启动，更没有如今的一键点火，全靠人力启动。必须先打开侧盖，擦拭引擎、加注润滑油，再把三角皮带牢牢套在引擎轮上，随后站稳弓步，一脚蹬住履带，用尽全身力气猛拉皮带。一次拉不着，就得重新挂好皮带，再重头来一次，往往要反复好几次，才能把机器发动起来。不知流了多少汗，摔了多少次跟头，我们才慢慢摸透了启动的诀窍。
三个多月的学习生涯里，有三次经历让我终生难忘，现在想起来，还会后怕——那几次，都险些酿成大祸。
第一次，是在耕田时，拖拉机的离合器突然失灵，车子无法正常制动，必须钻到车底才能检修。因为没法正常制动，只能靠拉紧操纵杆强行锁死车轮。二师傅让我坐在驾驶座上，双手死死拉住两根操纵杆，他自己则拿着工具，钻到了车身下面检修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只顾着咬紧牙关攥紧操纵杆，半点没意识到这件事藏着多大的凶险。等事后检修完、机器重新发动起来，我回过神来，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：试想，要是时间长了我力气耗尽，拉不住操纵杆，双手一松，拖拉机就会往前冲，那身处车身之下的二师傅，岂不是就有性命之忧？我岂不是就害了二师傅一辈子？
第二次，是夜间转场。那天我们在一个村子耕完地，吃过晚饭，天已经全黑了，要转移到另一个村子继续作业。两位师傅各有一辆自行车，拖拉机上没法带，便让我和另一位同学骑车在前面走，他们开着拖拉机跟在后面，用车灯给我们照明。走到龙海山下一处弯道时，拖拉机的车灯突然扫到路旁的岩石上，只见上面横七竖八躺着五六个人，我当场吓得魂飞魄散。我以前在这里拉过石头，见过山坡上裸露的棺材，再加上小时候受过惊吓、见过武斗的场面，一向怕鬼怕死人，那一刻只以为是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前面的同学已经骑远了，我只能在身后微弱的车灯里，战战兢兢地往前蹬。到了住地，我一身冷汗地说起路上的惊魂一幕，师傅们听了哈哈大笑，说那是夜里看秧田的农民，怕有人偷水毁田，晚上就直接歇在岩石上。虽说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惊，可却让我好几天都心神不宁，一闭眼，就是车灯下那横七竖八的人影，心就跟着揪起来。
第三次，是借宿在大师傅家。那天我们在师傅所在的村子耕田，晚上就住在了他家里。我们天黑才到，简单收拾了一下就睡了，对周围的环境完全不熟。半夜我突然肚子疼，想上厕所，不敢叫醒师傅，身边也没有手电筒，只能摸黑出门，借着天上微弱的星光，在田边的地里解决。第二天一早起来才发现，房子旁边就是一道高高的岩埂，下面是落差极大的田垄，昨晚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一脚踩空摔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这就是我们当年凭着一腔热血请愿缩短学制、立志投身农业机械化，所经历的最真实的磨炼。那段日子，我们吃了不少苦，也几次与危险擦肩而过，可收获也实实在在：我真正学会了驾驶“东方红-54”履带式拖拉机，掌握了一门实打实的硬技术。更重要的是，高中毕业回乡后，经村里推荐、上级批准，我顺利当上了马军堡小学附设初中班的民办教师，担任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，如愿以偿地站上了讲台。
回望当年，那封大红纸的公开信，那田埂上轰鸣震天的拖拉机，那些惊魂未定的夜晚，都是我少年时代最鲜活的注脚。那时候的我们，莽撞却真诚，青涩却勇敢，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为自己争取前路，也在一次次汗水与考验中，跌跌撞撞地长大。那些远去的记忆，虽已在岁月里渐渐泛黄，却始终在提醒我：人生这趟路，从来没有白走的步，很多时候，只要敢想敢做、脚踏实地，就总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