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唐宗 
作者：邢哲夫，中共惠州市委党校教师，惠州市诗词楹联协会理事。
本文系作者2018年12月8日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作的题为“传统文化与美好生活”的讲座（有删节）。
中国的四大名著里面哪一部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？我认为是《西游记》。孙悟空有没有本事？有，而且神通广大。唐僧有没有本事？实事求是地说，不太有本事。但孙悟空为什么要听唐僧的话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：不是谁的拳头大本事大谁说了算，而是谁的道德高修为高谁说了算。中华民族不是崇拜强力的民族，而是崇拜道德的民族，中国文化也不是崇尚强权的文化，而是崇文厚德的文化。毛主席在《纪念白求恩》中说：“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，但只要有这点精神，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。”唐僧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、纯粹的、有道德的人，孙悟空一个筋斗就可以办到的事，唐僧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和重重磨难，走过十万八千里，这就是精神的力量，所以他能够驯服孙悟空。
孙悟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或者说是怎么样的猴？我对他的一个评价是：可黑可白，可善可恶，善则为圣，恶则为妖。周星驰的《西游降魔传》演出了孙悟空身上的恶，演出了孙悟空另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变成残忍凶恶的妖魔鬼怪，所以孙悟空本事越大就越危险。正因为如此，才需要一种超越于能力之上的力量来驯服他。这种比能力更高的力量只能是道德的力量。谁有这力量？唐僧。那么孙悟空跟了唐僧以后有没有进步呢？有。最大的进步就是孙悟空不再以自己为中心，而是开始对别人负责， 对师父的安危负责。那么孙悟空对唐僧只是勉强服从，貌服心不服吗？不是的。《西游记》有一个细节，说孙悟空因为三打白骨精被赶走之后，唐僧被黄袍怪抓了，猪八戒去花果山把孙悟空请了回来，孙悟空突然说他要洗个澡，说要把自己身上的妖气洗掉，免得熏到师父。这说明什么，说明孙悟空心中是很在乎师父的。
有人可能认为唐僧只不过是佛门权力的代表，真正驯服孙悟空的是如来佛。在《西游记》里，佛教的世界象征的就是精神的秩序、道德的秩序，佛门靠的是精神的力量征服人。那么如来佛是怎么驯服孙悟空的？靠如来神掌。《西游记》专家李天飞写过一篇文章《如来佛死了》，他发现小说《西游记》里如来佛压倒孙悟空之后回西天的那段文字，跟佛经里释迦摩尼圆寂前的一段文字几乎一样，这说明作者其实在暗示，如来佛在驯服孙悟空之后就死了，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驯服孙悟空。这非常伟大。这就是道德的力量。唐僧也好，如来佛也好，代表的都是这种力量。
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崇尚道德、重视道德，这就要讲到儒家思想。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写了一部《汉书》，其间有一篇《艺文志》告诉了我们儒家从哪里来：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”什么是司徒？司就是管理，徒就是人。那么司徒顾名思义，就是管人的官。什么是管人的官？一是组织部长，二是教育部长。司徒一方面负责教育人，一方面负责选拔人。那么最早的儒家，他们关注的问题无非是怎样培养塑造有益于国家、有益于社会的人，并且如何管好、用好这些人。这是早期儒家最基本的关注。可以说，儒家最关注的就是人。那么怎么样做到有益于国家、有益于社会，至少要无害于国家、无害于社会呢？首先是要有道德。《礼记·学记》里记录古代教育“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。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”。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的教育，而且更偏重道德，把培养一个人“强立而不反”的道德人格视为终极目标。现代社会的理想标准同样也是以德为先。我们培养学生要培养德智体美劳，考察干部要考察德能勤绩廉，德都是第一位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考察时说“国无德不兴，人无德不立”，以德育人，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则，上行下效。北京有一处有趣的景点叫历代帝王庙，这原本是明太祖朱元璋供奉历代开国皇帝的地方。后来康熙皇帝认为，开国皇帝的垂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，应该把历史上的有德之君都加进去。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供奉的帝王中，很多赫赫有名的帝王你是找不到的，比如秦始皇、曹操， 因为在儒家传统道德看来，秦始皇、曹操都不是有德之君。秦始皇是奴役人民的暴君，曹操是犯上作乱的奸雄。所以古人评价历史人物，包括政治人物，也是以道德作为第一标准的。而像康熙这样的千古一帝，最看重也最借重的资政资源，也就是统治者的德性。
凡事都有它的基础。儒家的社会基础是什么？一个是农耕文化，一个是士大夫阶层。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群居生活、重视家族，也就重视由血缘产生的伦理道德，这是由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。农业生产常常是以家庭为单位，家庭在农业社会分量非常重，是农业社会的基础。农村地少人多的格局也形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。在熟人社会里，当社会有矛盾时，常常不是通过打官司解决，而是通过调解来解决。因为打官司一是伤感情，毕竟以后还要共同生活；二是成本高，一般人负担不起。而调解最依赖的就是道德的力量。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“礼治秩序”：“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。生活各方面，人和人的关系，都有着一定规则。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、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。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。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，而是在身内的良心。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，注重克己。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，不必有外在的监督。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。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，偷偷地越出规矩。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。每个人知礼是责任，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，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。”费孝通先生讲的“礼治秩序”，其实也就是德治秩序。如果大家在农村生活过，应该也熟悉，如果农村有矛盾，让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，矛盾就化解了。大家可能看过小说或者电视剧《白鹿原》，村里一有涉及公共的大事，族长就敲个锣召集大家到祠堂里开会讨论，分歧和矛盾就慢慢化解了。这就是农耕文化决定了儒家文化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。
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基础就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。我们知道战国以前的周王朝是一个贵族社会。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王，以及诸侯王国里的世袭贵族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。他们经济上有自己的封地和人民，供他们聚敛和剥削， 政治上通过战争和军功不断做大，最终渐渐架空了君主，文化上垄断了教育的权利，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。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，情形渐渐变了。由于一些贵族走向没落，文化教育也开始向民间普及，文化不再是贵族的特权。平民阶层因为土地制度变革而获得了一部分土地，因而他们的生存境遇改善，可以开始追求一些活着之上的人生价值。而另一方面，一些国君开始警惕国内的世袭贵族功高盖主、架空自己，于是转而启用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出身的人，这类人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士”。“士”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成年男子。最早的士就是武士，洗脚上田，参军打仗。后来渐渐产生了文士，这些平民出身的文士凭借自己的才干，受到国君的重用，从而改变命运，国君也利用他们对自己的依附和忠诚，让他们和世袭贵族对抗，分解贵族的权力，加强中央集权。而士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他们不满足于封建割据和诸侯混战，而渴望建立大一统的秩序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：“平民学者兴起， 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，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，只有一个共主，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。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，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。”我们熟悉的悬梁刺股的苏秦， 还有张仪，就是早期的士大夫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从士变成大夫的这群人。那么到了秦朝以后，贵族社会渐渐成为了历史的陈迹，官员的选拔任用也不再是世袭，而是任人唯贤，汉代的察举制度、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，其实都是士大夫社会的常态。儒家正是来源于士大夫阶层，孔子其实就是士大夫。他是没落贵族的后代，祖上是宋国的大夫，父亲也是宋国的军人，但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，到孔子那里已经沦为底层，“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”了，而且他从宋国流落到鲁国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，只能靠自己。但是，他凭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鲁昭公以及后来的鲁定公的赏识，一步一步做到了鲁国的大司寇。孔子教育贫寒子弟美德和知识，也是在培养士大夫。萧公权先生认为，儒家文化的宗旨，就是培养合格的统治阶级。确实，儒家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士大夫的。《周易》里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这其实也是士的精神，通过自强不息，改变命运，创造价值，报效国家。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，这其实是大夫的美德，大臣的美德，成为了朝廷大员之后，还是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，忠君爱国，不居功自傲，不以势压人，也不私欲膨胀， 损公利己。所以重视道德正是士大夫文化的特点，也就是儒家文化的特点。
总而言之，中国文化注重道德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所以中国文化的道德至上并不是人们的一厢情愿，而是符合这片土地的根本情况、符合人民的共同利益的选择。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社会阶段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，但是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特点却依然没有过时，相反还具有着深刻的普适性和超越性。相信崇文厚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时代历久弥新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不竭的力量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