邢哲夫:中国文化为什么注重德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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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邢哲夫,中共惠州市委党校教师,惠州市诗词楹联协会理事。

本文系作者2018年12月8日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作的题为“传统文化与美好生活”的讲座(有删节)。

中国的四大名著里面哪一部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?我认为是《西游记》。孙悟空有没有本事?有,而且神通广大。唐僧有没有本事?实事求是地说,不太有本事。但孙悟空为什么要听唐僧的话?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:不是谁的拳头大本事大谁说了算,而是谁的道德高修为高谁说了算。中华民族不是崇拜强力的民族,而是崇拜道德的民族,中国文化也不是崇尚强权的文化,而是崇文厚德的文化。毛主席在《纪念白求恩》中说:“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有道德的人。”唐僧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、纯粹的、有道德的人,孙悟空一个筋斗就可以办到的事,唐僧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和重重磨难,走过十万八千里,这就是精神的力量,所以他能够驯服孙悟空。

孙悟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,或者说是怎么样的猴?我对他的一个评价是:可黑可白,可善可恶,善则为圣,恶则为妖。周星驰的《西游降魔传》演出了孙悟空身上的恶,演出了孙悟空另一种可能性,那就是变成残忍凶恶的妖魔鬼怪,所以孙悟空本事越大就越危险。正因为如此,才需要一种超越于能力之上的力量来驯服他。这种比能力更高的力量只能是道德的力量。谁有这力量?唐僧。那么孙悟空跟了唐僧以后有没有进步呢?有。最大的进步就是孙悟空不再以自己为中心,而是开始对别人负责, 对师父的安危负责。那么孙悟空对唐僧只是勉强服从,貌服心不服吗?不是的。《西游记》有一个细节,说孙悟空因为三打白骨精被赶走之后,唐僧被黄袍怪抓了,猪八戒去花果山把孙悟空请了回来,孙悟空突然说他要洗个澡,说要把自己身上的妖气洗掉,免得熏到师父。这说明什么,说明孙悟空心中是很在乎师父的。

有人可能认为唐僧只不过是佛门权力的代表,真正驯服孙悟空的是如来佛。在《西游记》里,佛教的世界象征的就是精神的秩序、道德的秩序,佛门靠的是精神的力量征服人。那么如来佛是怎么驯服孙悟空的?靠如来神掌。《西游记》专家李天飞写过一篇文章《如来佛死了》,他发现小说《西游记》里如来佛压倒孙悟空之后回西天的那段文字,跟佛经里释迦摩尼圆寂前的一段文字几乎一样,这说明作者其实在暗示,如来佛在驯服孙悟空之后就死了,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驯服孙悟空。这非常伟大。这就是道德的力量。唐僧也好,如来佛也好,代表的都是这种力量。

中国文化为什么如此崇尚道德、重视道德,这就要讲到儒家思想。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写了一部《汉书》,其间有一篇《艺文志》告诉了我们儒家从哪里来:“儒家者流,盖出于司徒之官,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”什么是司徒?司就是管理,徒就是人。那么司徒顾名思义,就是管人的官。什么是管人的官?一是组织部长,二是教育部长。司徒一方面负责教育人,一方面负责选拔人。那么最早的儒家,他们关注的问题无非是怎样培养塑造有益于国家、有益于社会的人,并且如何管好、用好这些人。这是早期儒家最基本的关注。可以说,儒家最关注的就是人。那么怎么样做到有益于国家、有益于社会,至少要无害于国家、无害于社会呢?首先是要有道德。《礼记·学记》里记录古代教育“一年视离经辨志,三年视敬业乐群,五年视博习亲师,七年视论学取友,谓之小成。九年知类通达,强立而不反,谓之大成”。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的教育,而且更偏重道德,把培养一个人“强立而不反”的道德人格视为终极目标。现代社会的理想标准同样也是以德为先。我们培养学生要培养德智体美劳,考察干部要考察德能勤绩廉,德都是第一位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孔子研究院考察时说“国无德不兴,人无德不立”,以德育人,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则,上行下效。北京有一处有趣的景点叫历代帝王庙,这原本是明太祖朱元璋供奉历代开国皇帝的地方。后来康熙皇帝认为,开国皇帝的垂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,应该把历史上的有德之君都加进去。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,就是供奉的帝王中,很多赫赫有名的帝王你是找不到的,比如秦始皇、曹操, 因为在儒家传统道德看来,秦始皇、曹操都不是有德之君。秦始皇是奴役人民的暴君,曹操是犯上作乱的奸雄。所以古人评价历史人物,包括政治人物,也是以道德作为第一标准的。而像康熙这样的千古一帝,最看重也最借重的资政资源,也就是统治者的德性。

凡事都有它的基础。儒家的社会基础是什么?一个是农耕文化,一个是士大夫阶层。农耕文明的特点是群居生活、重视家族,也就重视由血缘产生的伦理道德,这是由农业生产方式决定的。农业生产常常是以家庭为单位,家庭在农业社会分量非常重,是农业社会的基础。农村地少人多的格局也形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。在熟人社会里,当社会有矛盾时,常常不是通过打官司解决,而是通过调解来解决。因为打官司一是伤感情,毕竟以后还要共同生活;二是成本高,一般人负担不起。而调解最依赖的就是道德的力量。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“礼治秩序”:“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。生活各方面,人和人的关系,都有着一定规则。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、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。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。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,而是在身内的良心。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,注重克己。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,不必有外在的监督。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。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,偷偷地越出规矩。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。每个人知礼是责任,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,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。”费孝通先生讲的“礼治秩序”,其实也就是德治秩序。如果大家在农村生活过,应该也熟悉,如果农村有矛盾,让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,矛盾就化解了。大家可能看过小说或者电视剧《白鹿原》,村里一有涉及公共的大事,族长就敲个锣召集大家到祠堂里开会讨论,分歧和矛盾就慢慢化解了。这就是农耕文化决定了儒家文化重视道德伦理的特点。

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基础就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。我们知道战国以前的周王朝是一个贵族社会。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王,以及诸侯王国里的世袭贵族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。他们经济上有自己的封地和人民,供他们聚敛和剥削, 政治上通过战争和军功不断做大,最终渐渐架空了君主,文化上垄断了教育的权利,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。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,情形渐渐变了。由于一些贵族走向没落,文化教育也开始向民间普及,文化不再是贵族的特权。平民阶层因为土地制度变革而获得了一部分土地,因而他们的生存境遇改善,可以开始追求一些活着之上的人生价值。而另一方面,一些国君开始警惕国内的世袭贵族功高盖主、架空自己,于是转而启用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出身的人,这类人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士”。“士”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成年男子。最早的士就是武士,洗脚上田,参军打仗。后来渐渐产生了文士,这些平民出身的文士凭借自己的才干,受到国君的重用,从而改变命运,国君也利用他们对自己的依附和忠诚,让他们和世袭贵族对抗,分解贵族的权力,加强中央集权。而士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他们不满足于封建割据和诸侯混战,而渴望建立大一统的秩序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:“平民学者兴起, 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,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,只有一个共主,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。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,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。”我们熟悉的悬梁刺股的苏秦, 还有张仪,就是早期的士大夫。简而言之,就是从士变成大夫的这群人。那么到了秦朝以后,贵族社会渐渐成为了历史的陈迹,官员的选拔任用也不再是世袭,而是任人唯贤,汉代的察举制度、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,其实都是士大夫社会的常态。儒家正是来源于士大夫阶层,孔子其实就是士大夫。他是没落贵族的后代,祖上是宋国的大夫,父亲也是宋国的军人,但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,到孔子那里已经沦为底层,“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”了,而且他从宋国流落到鲁国,已经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,只能靠自己。但是,他凭自己的努力得到了鲁昭公以及后来的鲁定公的赏识,一步一步做到了鲁国的大司寇。孔子教育贫寒子弟美德和知识,也是在培养士大夫。萧公权先生认为,儒家文化的宗旨,就是培养合格的统治阶级。确实,儒家思想归根结底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士大夫的。《周易》里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,这其实也是士的精神,通过自强不息,改变命运,创造价值,报效国家。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这其实是大夫的美德,大臣的美德,成为了朝廷大员之后,还是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,忠君爱国,不居功自傲,不以势压人,也不私欲膨胀, 损公利己。所以重视道德正是士大夫文化的特点,也就是儒家文化的特点。

总而言之,中国文化注重道德,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。马克思主义认为,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所以中国文化的道德至上并不是人们的一厢情愿,而是符合这片土地的根本情况、符合人民的共同利益的选择。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所处的社会阶段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,但是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特点却依然没有过时,相反还具有着深刻的普适性和超越性。相信崇文厚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新时代历久弥新,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不竭的力量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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